费希尔出走美联储：耶伦身后的“危机斗士”
“费希尔(StanleyFischer)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师长。”这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对费希尔的评价。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出自费希尔门下。
在2014年正式就任美联储副主席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以瞻仰神级人物般的心态迎接费希尔的到来，包括主席耶伦，甚至有一种评价是，“作为美联储2号人物，费希尔太过优秀”。也就在2017年9月6日，费希尔决定在其任期结束前8个月辞去其在美联储理事会中的职务，称是因为个人原因。当时美元指数大幅跳水。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执掌央行，费希尔都堪称全球顶尖。费希尔在20世纪70年代发挥的重大作用是消除麻省理工学院(MIT)和芝加哥大学两派之间的隔阂；辞去MIT的教职后，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二把手，帮助带领全球经济度过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此后，他在花旗任职，后又在以色列任央行行长8年有余，在他领导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伤及以色列经济发展；2014年以来，费希尔在美联储的功绩并不“张扬”，但却发挥了“定心丸”的作用。他可谓是耶伦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二者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方面颇具共识，这也使得原本很容易引发金融市场巨震的“去宽松”进程显得异常平滑。
眼下，随着费希尔的离去，除了全球各界的叹惋，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美联储理事会如今出现了4个空缺，这意味着耶伦连任的概率很小，特朗普对任命美联储官员有了更大的灵活度。”有几位曾在美联储任职的外资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费希尔在临走前始终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使得金融体系更为强劲，而如今全面去监管的倡议简直令人诧异(mind-boggling)，美国当前的政治体系“可能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很危险的方向”。那么，费希尔走后，未来美联储又将何去何从？
结缘以色列
费希尔出生于英属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旧称)的马扎布卡(Mazabuka)。其父母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他家便位于杂货店的后面。这里没有自来水，只有防风灯照明。13岁那年，他和家人迁至英属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
在一次犹太青年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尔表现活跃，并在1960年参加了一个青年领袖计划，首次走访了以色列。对于费希尔和基特(RhodaKeet，费希尔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的母亲)来说，这次走访开启了他们终身致力于以色列发展的历程。
《经济学人》曾有提及，数十年后当费希尔被任命为以色列央行行长时，很多以色列人还常常回忆起这位与他们在非洲南部地区共同成长的杰出人士。同样，参加1960年青年计划的朱蒂·杜宾斯(JudyDobkins)说：“我们都知道他很聪明，但他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要说费希尔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这还要归功于一位大师——凯恩斯。当年，费希尔一位朋友的兄弟从伦敦政经学院回非洲度假，他为费希尔介绍了凯恩斯的作品。还未成年的费希尔回忆称：“我当时什么也不懂。”
渐渐地，费希尔说他对“凯恩斯书中的语言着了迷”，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大萧条时期，这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已几近崩溃，是凯恩斯的理论拯救了这个世界。”
当时，对于一名想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生来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然是最佳的选择。费希尔说：“对于我们来说，英国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央行家导师”初养成
在伦敦政经学院之后，费希尔来到美国MIT就读研究生。这也奠定了费希尔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并在此后影响了多位出自其门下的央行家。
当时，两位此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在校任教，这吸引了费希尔前来该校就读。当时MIT处在采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前沿。费希尔说，他在“MIT的经历确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里除了杰出的教授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其中包括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
回想起来，也正是受到凯恩斯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开始，费希尔就推崇这种理念：一个积极主动的央行可以刺激经济行动。这些观点此后被证明是极具影响力的。伯南克就是费希尔在MIT的博士生，此后在金融危机时期伯南克发起了三轮史无前例的QE，向市场注入了万亿流动性；同是费希尔学生的德拉吉，也在2015年开启了QE之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Summers)也是其门徒。如今，无论哪一个都是活跃在各国前线的好手。
要说费希尔在MIT期间最大的学术贡献，《经济学人》认为是，费希尔在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凯恩斯新宏观经济学派之间从中调和。
凯恩斯学派主张货币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一国央行采取措施消除经济的波动性。如果失业率超过长期平均水平，央行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失业率。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央行之所以能够发挥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是因为物价和工资水平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宏观经济学家的术语中，物价和工资水平是具有“黏性的”。
然而，古典经济学派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失业率仅仅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就可以降低，那么整个经济将成为弗里德曼——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拥护者——所称的“免费的午餐”。他预计，央行为降低失业率所做的反复尝试将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开始改变，而不是保持黏性。弗里德曼说，一旦这种状况发生，通胀水平将会上升，失业率又将回升至长期平均水平。最终，该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加大，失业率降低将不会带来长期效益。
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出现的状况印证了这一预测，即失业率的下降仅仅是短期性的，而通胀水平逐步攀升，努力开始转向古典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地认为，央行将无法有效地消除经济的波动性，即便短期内也是如此。
终于，费希尔使得这种争论暂时画上了休止。在1977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费希尔将人们具有理性预期的假设与凯恩斯模型的关键特征融为一体。他做出现实的假设，假定工资水平通过雇主与其员工明确签署或默认的劳务合同提前确定，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以及通过这一渠道的物价水平——暂时具有黏性。只要央行采取行动的频率超过劳务合同重新协商的频率，就可以在短期内对失业率带来影响，这一点与凯恩斯模型一致。
不过，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延长，劳务合同将考虑到央行措施导致的通胀因素，央行的措施不会对降低失业率起到作用。因此，长期而言，经济体将按照古典经济模型运行。由此，费希尔的这篇论文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其实，费希尔也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控中。近一两年来，他始终认为，渐进式加息是必要的，货币政策可以解一时之渴，但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更不可缺位。这一思维也影响着其学生德拉吉的货币政策调控风格。
抗危机斗士
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费希尔的实操能力也卓尔不群。他先后在IMF、以色列央行中对于抗击几次重大金融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4年，费希尔在决策领域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他被任命为IMF第一副总裁，即IMF的二号人物。在接下来的七年间，费希尔帮助众多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俄罗斯、部分亚洲国家、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等。
1997年中期，泰国遭受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很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当时，费希尔已赢得了IMF总裁康德苏的完全信任，准备与康德苏共同指挥应对这些危机。不过，他们最初的建议却导致了失误。尽管政府支出的挥霍浪费并非危机的根源(这与1985年以色列的情况不同)，IMF仍建议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紧缩财政政策。
现在费希尔说，“当时我们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的建议是错误的。正因如此，IMF分别于1997年年底(在泰国)、1998年年初(在韩国)迅速取消了该项政策。所以我认为最初的这个错误的财政政策建议对此后发生的情况的影响并不大。”
IMF对亚洲经济体提供的货币政策建议也遭到猛烈攻击，特别是来自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攻击。斯蒂格利茨主张降低利率来帮助亚洲经济体发展国内经济。不过，费希尔坚信“这种对货币政策建议的指责是错误的。”费希尔说，当时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拥有外债，如果其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利率降低的潜在后果将是其外债负担的进一步加大。此后，泰国和韩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印尼却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动荡。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这样评价费希尔：“从那段时期我(对费希尔)的观察来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始终保持在MIT时的那种状态：镇定，注重事实，善于分析，即便在遭受猛烈抨击时也是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问题。”
IMF前总裁霍斯特·科勒(HorstKohler)补充道，在危机期间，“听到费希尔洪亮、镇定、冷静、理智的声音”就会让人心里感到踏实，“他的声音让你不会感到恐慌，鼓励你进行系统的深入思考。”
2001年，费希尔作为IMF副总裁的任期到期，竞选总裁未果，因此离开了IMF。次年，费希尔开始在花旗集团工作，吸引他的原因是他“从未在私营部门工作过”。他说，在这个拥有28万员工的机构中工作所面临的智力和组织机构方面的挑战的严峻程度不亚于他在其他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因此他喜欢这个工作。
不过，2005年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机遇让他再次回归公共部门。
尽管当时以色列经济温和增长，但好景不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10月6日，费希尔将以色列央行政策性利率下调。而第二天，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才采取类似的举措。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费希尔始终保持领先在市场预测到之前便做出必要的政策性调整，如推出通过购买长期债券实现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后，各界都惊叹费希尔的预见力。
这还不够。费希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保持以色列出口竞争力。由于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再波及到欧洲很多国家，境外资本开始流向以色列这个相对安全的投资避风港。因此以色列货币谢克尔对美元汇率上升了20%，这对出口占GDP比重40%的以色列而言是很大的问题。
2008年，自费希尔开始每天以外币购进1亿美元的外汇后，谢克尔的汇率应声而跌，以色列的出口得以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著名畅销书作家和经济学家戴维·沃什(DavidWarsh)称赞费希尔“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带领以色列的经济成功度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也正因为费希尔的丰功伟绩，当2013年1月费希尔公开宣布他将在半年后辞任时，激起了以色列新闻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响，当然也不足为奇了。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报道说，这(指费希尔的离职)标志着一个“超级英雄”的离去，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央行行长的职责，还经常充当“以色列经济民间外长的角色”。
费希尔说，人们的反响让他深受感动：“当罗达(费希尔的妻子)和我在海滩散步，有人拦住我们，感谢我们为以色列做出的贡献时我简直无法表达我们的喜悦和感动之情。”
美联储何去何从？
如今，费希尔在美联储任职已经整整三年。尽管其间“动静”并不大，耶伦的曝光度也远高于费希尔，但他扮演的“定心丸”作用不容小觑。也有经济学家曾对记者表示：“其实有很多人认为，费希尔才是耶伦背后那位真正的‘联储主席’。”
然而，9月6日，美联储发布公告称，费希尔已于当日递交辞职信，辞去美联储副主席和美联储理事职务，预计在10月13日左右离任。尽管市场揣测这可能和特朗普有关，但费希尔称这都是因为个人原因。
眼下，市场主要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费希尔的辞职对耶伦的任命有何影响？此外，美联储政策方向上，鹰派费希尔的辞职将会否引发美联储政策的彻底转向？
就第一个问题，各界认为，费希尔的离去降低了耶伦连任的可能性。野村美国经济学家MarkDoms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觉得这个(连任)可能性比较低。此外，特朗普政府在任命美联储接班人这件事上非常慢，此前他们在其他重要政府岗位上的任命过程都非常慢。”
尽管如此，费希尔仍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耶伦就是一个“绝好的选择”，他认为耶伦令原本可能会造成市场巨震的紧缩过程变得“非常平静”，“她做得非常好”。
他也曾透露，“虽然耶伦看上去就像你的奶奶，但是她其实比想象的要强硬得多，”费希尔表示，耶伦的“固执总是有很扎实的理由”，“当有人对耶伦紧紧相逼，她总是能够据理力争，”他称，“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过，但的确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之一。”
费希尔表示他也很喜欢科恩，他曾在由高盛举办的IMF年会晚宴期间与科恩同坐。费希尔并不担心科恩不是经济学家，因为“一家如美联储这样的机构主席，需要做的主要是有能力去判断他所获得的建议。”他称。
值得注意的是，在辞任前几个月，费希尔在众多场合表示出对全面去监管的反对，这似乎在劝阻一心希望去监管的特朗普政府三思而后行。
“去监管的倡议简直令人诧异，”他表示，“美联储每年都会通过压力测试评估大银行的健康状况，但市场呼声也越来越大，称现在是时候降低资本金要求或让压力测试变得更加透明。虽然我不反对适度放松对小银行的监管，但我认为放松对大银行的监管是很危险的。”
他强调，1930年大萧条后再发生的另一次拥有同样振幅的危机，整整用了80年，也就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现在，十年过去了，所有人就希望回归危机前的状态，我认为这是极其危险也是非常短视的。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呼声背后的政治动态，但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成熟、智慧的人会得出这种结论——要去除十年来令金融系统、实体经济更具韧性的金融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