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和美团之间的竞争，滴滴这半年来的出镜率十分高。而围绕着滴滴和美团、外卖和网约车，最显性的词语就是“烧钱”“补贴战”。第一个问题，吴晓波就问程维：“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
程维坦言“是我们”，同时，他还用了一个词：擦枪走火。
“补贴大战是竞争环境下的必然现象”
在程维看来，“补贴大战”是在一个市场竞争大环境下的一个必然现象。“这件事情有利有弊。”程维回答道，“这是个竞争的武器，就像原子弹、导弹一样，像七伤拳，你用不好它也会反伤自身。激烈的打法背后是一片狼藉，所以用起来要谨慎。”
“用不用（补贴大战）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行业决定的。这不是你可以选或不可以选的。”程维表现地很无奈。
滴滴的高光时刻，还是2016年正式宣布收购Uber中国的时候。
当时，滴滴一纸声明，Uber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全部在中国大陆运营的资产，尽数归入滴滴。程维加入Uber全球董事会，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也加入滴滴出行董事会，同时，滴滴和Uber相互持股。
程维回忆2015年，是滴滴和Uber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虽然成长的很快，但也能感受到巨大的危机，所以我决定要‘去补贴’，要从竞争导向变成用户导向。”
程维说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种虚幻的成就感，认为滴滴的规模全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改变了很多，出行变得很便捷，去日本发现还需要在路上拦车。
“但是，当我看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站在车门边上，戴着手套，头发一丝不苟，等待客人。他们完全可以坐在车上休息，可以不用那么一丝不苟，（但他们没有），可见其实中国离赢得别人的尊敬还有距离。”程维说，“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参加补贴大战，不能靠资本赢。”
滴滴虽然年轻，程维已然创业六年。
吴晓波问及创业过程中，程维和滴滴做的最正确、最难忘的三件事，程维并没有给出十分具体的回答，他只是认为“保持危机感”和“不断归零”是其中之二。“没有一招是可以让你不断地去生存和赢得竞争的。上一场战争中总结出来的致胜路径，就是你未来最大的瓶颈。”程维说。
而对于第三点，程维表示还没有得到验证，是自己最希望做的事情——国际化。
“一开始Uber打进来，我们是被动国际化的，当时自己怎么看怎么赢不了，因为Uber像个八爪鱼，它的头在美国，已经基本赢得了当地市场的竞争，同时还在拉美、东南亚、印度和中国有很多触角。”程维如此形容Uber给自己的感受。
面对Uber的滴滴就像在以卵击石。“Uber在中国两年，烧了20亿美元，Uber在中国突破一切规则，非常激进，它在进化。它在中国跟你打长期战，这是个必死之局。”程维对滴滴的竞争劣势还是十分清醒的。
程维表示，自己的“国际化”的第一步思考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15年9月17日，滴滴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美国打车应用Lyft达成战略合作，并向后者战略投资1亿美元。这在程维口中，是国际化的“第一个决策”。
Lyft是当时Uber在北美最强劲的对手。“当时所有的股东都不支持我们，但是时隔三四年再看这件事情，是正确的。”程维说。
滴滴国际化的路子很野。除了投资Lyft，印度的Ola、东南亚的Grab、中东的Careem、欧洲的Taxify......滴滴几乎投遍了Uber在全球的所有对手。
如今，程维给出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不仅仅是投资它，我们更是盟军。我们只是不希望Uber能在全球的这些地方迅速的占领市场。我们打好协同战，在中国这个战场消耗对方很多的资源。”程维说，“就像当时的苏联一样，很艰难地打‘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要消耗巨大的资源去打，最终靠多线战役，才使得整个局面出现了逆转。”
“所以，最早，我们的国际化是为了（在）中国的生存。”程维坦言。
在与吴晓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程维大概真的很喜欢研究军事，他再一次用军队作战来形容对手：“Uber在每个城市的员工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少，它会包装成美军一样，海空军陆战队空降过来，呼叫空军。实际上它很接地气，该补贴补贴，该招人招人，狡猾着呢。”
将目光拉回到中国市场本身，程维认为滴滴在中国胜出的优势还是本土化。
“一开始Uber在全球的市场营销上、在资本上在技术上是全面领先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就是游击队。滴滴快的刚刚合并的时候，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就要面对又有钱又有技术的正规部队。”程维形容自己一开始靠的是“精神”意念，“我看过一个关于俄罗斯的纪录片，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都去过莫斯科，但都没有赢过，这个地方（莫斯科）从来就没有被征服，这就是当时支撑我们的信念。”
“不能狭隘地去看所谓‘数字垄断’”
吴晓波直接提到了滴滴一直面对的质疑——“垄断”：“我认为没有一种垄断是值得赞美的。这你承认吗？”
对此程维表示，滴滴其实面对着很多数得出名字的平台的竞争，不下十家，他觉得用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微信大家都用，但不代表说微信份额最高，它就会欺负用户。互联网本身的精神还是为用户创造价值。Google、Facebook，它们的知名度都很高，但并没有像大家想象那样子变成一个（垄断企业）。”
说到此处，程维解释道：“对这件事情，我强烈地希望，不仅仅是用户，还有学界，也包括监管，要认真地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规律。不能简单套用我们在工业时代习惯的一些规则。美国‘反垄断’是很坚决的，但为什么美国没有把Google、Facebook拆开？要去思考这背后的一些原因。”
程维认为，在未来，全球每个行业最后就剩那么两到三个平台。“搜索引擎已经尘埃落定了，电子商务两个平台正在形成竞争格局，出行平台全球会很多吗？为什么中国今天不是有无数个打车软件割据，而是一个平台，因为人在中国会流动，你在每个城市里面，不需要每个地方下载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好了。人在全球流动的，人在东京、北京、悉尼、伦敦、里约，他也需要一个平台。而正是那个平台决定了未来几十年这个行业的话语权。”
“所以我觉得不能狭隘地去看所谓‘数字垄断’，如果中国还没有能代表中国的出行服务的平台，我们连全球竞争的资格都没有。”程维如此说。
吴晓波直言不讳地提到了滴滴的使用费用的问题：“大家对使用费用在提高的感觉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程维答道：“是真实的，但它是相对的。”
他表示，用户有这样的感觉正是“补贴后遗症”，是自己要还的债。“因为你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而使得车费便宜，而是靠补了5块钱使得便宜。这样的便宜产生错觉，当你把这个好处拿掉之后，大家会觉得你贵了。”程维还说，“中国的出行价格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你可以看一看去美国、日本、伦敦叫一辆车（多少钱）。”
程维表示，“确定性”是接下来出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因为用户打不到车的焦虑还是存在的。
“我是一个乐观的保守主义创新者”
六年创业，从管理一两百人到如今的一万人，程维认为自己在心态上的起伏很多，“各种过山车”。但程维表示，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和地域纬度来看，很多变化也没有那么剧烈了，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更多的还是要顺势而为，做正确的事。”
出乎吴晓波的意料，程维表示自己的个性偏保守，“我是一个乐观的保守主义创新者”。
“我如果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早就被自己给吓死了。一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真的没想到是这样一条路，无知无畏，推开门的时候，竞争、政策、资本就像漩涡一样，但是已经出了门，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今天了。”程维说。
原来你是这样的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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