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这么多年，就做了两件事，生娃和离婚。”
周建坐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略显陈旧的house里，斜阳透过百叶窗，给原本并不明亮的客厅染了些许淡淡的光。周建点燃了一支烟，烟雾逐渐弥漫开来，他的脸在黄昏中越来越黯淡。
周建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不会移民加拿大。
如果当初没有移民，周建不会辞去月薪近4万的工作，不会生二胎，不会卖掉北京的房子，更重要的是，不会在30多岁时就离婚，也不会一步步从中产阶层滑落。
然而，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蓦然回首，一个个镜头从光影中渐次掠过，却再也回不到当初。
移民
移民那一年，周建31岁。尽管才30出头，周建已经早早地跻身中产阶层。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做医药销售经理，出国前最差的时候一个月也能赚4万元。
2006年，北京的房价还很便宜，周建和妻子先后买了两套房，一套位于市区，另一套位于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的旧宫。
周建坦言自己当时的自信心爆棚，弟弟缺钱时，经常一给就是上万，那时他绝对没想到，有朝一日需要弟弟来接济自己。周建和妻子偶尔也有摩擦，但互相忍让下就过去了。
然而，移民改变了一切.
为什么要移民？无非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更清洁的环境、更安全的食品以及更好的保障。如果还有别的原因，可能还出于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固有的好奇心。
2007年夏天，周建和妻子辞去工作，举家迁往加拿大。他们选择在多伦多落脚，因为“听说这里的工作机会比温哥华多”。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新移民都做出和周建相同的选择。
度过最初的新鲜劲儿之后，恼人的现实开始浮出水面：到哪去找工作？继续从事医药销售是不可能了，周建试图找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找了整整半年，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给他offer，无奈之下，周建去了一家搬家公司去卖体力。
但是，仅仅两个月，周建就不干了。当搬家工人很辛苦，却挣着当地10加元/小时左右的最低工资，一个月仅1600加元，按当时的汇率能换大约1万人民币。
一些从国内小城市来的新移民，因为移民前工资才3000、4000元，对打labour工的接受度较高。但对周建这样在国内每月挣4万的人来说，跨过这道心理门槛就难多了。
人生归零，周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被巨大的心理落差包围。他开始待在家里，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
离婚
周建想回国，但妻子坚决不同意，而且，孩子喜欢加拿大，也不愿回去。
时间在矛盾和犹豫中一点点流走了。对于周建而言，回国发展越来越像一场遥远的梦。
“回去，还怎么回去？原来的客户资源都丢了。”
周建的妻子，经过一年的培训后找到一份月薪3000多加元的专业工作，但这并没有让周建高兴起来，反而增添了他的苦闷。在国内，他比妻子挣得多得多，但出国后却要靠妻子赚钱养家，两人的位置完全倒了过来。
周建的话越来越少，和妻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即使妻子因为难以和他沟通而大吵大闹，他也不怎么说话。
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周建天天被绝望和痛苦折磨着，他无法再面对妻子，一次次要求离婚。妻子不想离，用眼泪，用各种办法试图挽留这段婚姻，双方都筋疲力尽。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是在2011年春天。4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周建眼中的加拿大没有一点色彩。
卖房
离婚后，周建回了趟北京，卖掉了市区的那套两居室，把钱换成加元汇给前妻。前妻用这笔钱在多伦多购置了一套公寓，带着大儿子住在那里，婚姻破碎的打击曾令她一度痛不欲生。
还剩下北京旧宫的房子，这是离婚后周建唯一的资产和仅有的家底。提到这套房子，周建落寞的神情掺杂了些许安慰：“房子挺大的，有130多平米”。
然而，周建对2012年做的一个决定后悔不已。
那一年，周建的抑郁症好了一些，他决定在多伦多做点事。考察了几个小生意后，他将目标瞄准在小型洗衣店。
为了给洗衣店筹措资金，周建别无他路，只能选择卖掉北京旧宫的房子。房子最终的出手价在每平米18000元左右，相比当初购买时的每平米5000多元，已经涨了不少。
将卖房所得的200多万人民币现金换成加元后，周建也考虑过在多伦多买个房子住。但横亘在他面前的现实很冷酷：如果买房子，就没钱开洗衣店；如果开洗衣店，就没钱买房子。
周建最终决定接手一家洗衣店。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这家洗衣店每月的纯利稳定在几千加元，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小儿子，却攒不下更多的钱去置业。
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近五年来多伦多的房价上涨了70%以上，但涨幅比起北京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周建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经过去年和今春的两轮狂飙后，他卖掉的北京旧宫的二手房，市价已接近55000元/平米，比他出售时翻了三倍。
“损失了500多万。”周建叹了口气。
这500多万人民币，如果按近期的汇率换算成加元，约合100万加元左右。这些钱，周建在加拿大要工作几十年才能攒够。
年逾不惑的周建，目前仍在多伦多租房住。他说，他在多伦多度过的每个冬天，都格外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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