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因此中美双方的焦点首先集中贸易领域。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足以为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依据，但未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以及特朗普政府减少赤字的承诺让中美贸易冲突的风险不可小觑。中国应当联合全球抵制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国际经济。
一、中美贸易结构是两国的宏观因素和经济互补性决定的
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化使两国人民受益，但双边贸易确实存在着不平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在2016年贡献了美国货物贸易赤字的46%，以附加值计算也达到33%。同时，美方表示，金融危机前中国实施的汇率干预导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过高，但近年来情况已经有很大变化。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依然较高，但总体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并不失衡。
中方表示，中美贸易关系不断增强是由两国经济体量和结构上的互补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
一方面，从经济结构看，中国在劳动密集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则在资本密集产业以及高产农业上有比较优势，尽管这种情形正因为中国工资和资本存量的上涨在发生变化。一国的经济结构决定其总体贸易是否平衡，而双边贸易平衡则由生产结构差异和相对优势决定，贸易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一国贸易逆差反映的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投资大于储蓄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反之产生顺差。在不改变整体储蓄和投资的情况下，试图用贸易壁垒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只会将贸易赤字从一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以贸易总额的缩减和效率下降为代价，造成两败俱伤甚至拖累全球经济。
中美双方都认为，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以及背后的宏观因素，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很可能会持续。事实上，中国已经处于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将有助于缓解双边贸易失衡。相反，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财政赤字的增加以及美元估值的潜在影响将会扩大美国的整体和双边贸易赤字。
二、2018年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升级
尽管双边贸易差额对于衡量竞争力得失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执着于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中方有理由担心特朗普政府会采取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甚至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争取其“美国优先”的地位。
美方认为，降低贸易逆差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美国的储蓄率，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如1980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财政宽松、货币紧缩的宏观政策会增加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很可能继续上升。考虑到汇率因素及各国间的增长率差异，美方预计2020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为现在的两倍或更多。
美方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期间仍然承诺减少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赤字，那么届时中美贸易紧张关系会升级。值得警惕的是，现行法律赋予了美国总统在贸易政策方面相当大的职权，允许其不经国会批准单方面展开行动。鉴于特朗普团队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敌对意识形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很可能在中期对中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
三、对美国的建议
中美双方建议，美国各界应纠正特朗普政府对双边贸易差额的过度关注。双边贸易差额不应该是任何公共政策的立足点，将双边差额作为政策目标可能激发不必要的冲突并带来伤害。中美间的贸易问题应限于市场经济地位、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或外国企业收购障碍等重要议题。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很有可能会升级为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对抗，并最终将所有其他国家带入“以邻为壑”的陷阱，对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需要提高两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对这一后果的认识，是避免最坏情况的关键。
中方和美方都建议美国政府维护基于规则（rule-based）的多边贸易体系，而非通过双边方式处理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处理经贸关系的重点在双边，但双边主义的做法不再符合全球贸易发展的特征。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性的网络体系。如果不充分利用全球体制和区域安排，只靠双边谈判难以解决贸易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采用了针对日本的单边贸易措施，而其他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设计了更好的贸易规则，把美国又带回到多边贸易框架当中。这也为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奠定了基础，完善了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框架。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双边的方式解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问题，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得多。基于规则的多边机制是更好的处理国际间贸易问题的方法。
四、对中国的建议
汇率问题、非市场经济体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等议题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引爆点。面对这样的风险，中国需要两个层面的策略：一个是在短期内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另一个是在短期措施失效时的中期方案。
中美双方建议，在短期内中国应避免针锋相对，并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从短期考虑，中国可以向美国派出采购团，签署大额的进口协议。中国也可通过国有企业将对其他国家的部分进口需求转移到美国，例如天然气、石油等能源产品。这些举措对增加进口有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也可能提出减少农产品和服务业（如旅游、金融、软件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壁垒，而这些正是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相对优势较强和渗透率较高的产业。鉴于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以及中产阶级崛起，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成为美国服务出口的重要市场。此外，尽管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高薪技术产品仅占在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一小部分，反映了美国对出口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敦促美国放松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禁令也有利于提高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
中美双方建议，面对中期可能升级的贸易冲突，中国应通过多边渠道采取反制措施。鉴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几乎肯定会扩大，以及特朗普政府减少赤字的承诺，中期来看贸易冲突的风险会增多，因此中国也要准备对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施加的压力作出回应。首先，中国应该尽可能避免单方面的报复打击，这是对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商业中所倡导的原则的肯定，而这些原则仍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中国应当利用现有的国际体系，从法律上挑战并在适当情况下报复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欺凌行为。其次，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一起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维护现有制度。这也意味着中国应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积极推动区域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可见的且合法的贸易转移和美国企业机会的丧失，使特朗普政府认识到其做法的错误。
另外，中美双方都认为，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是避免与美国经济冲突的最佳策略。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忧是冲蚀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美方认为，尽管过去四十年来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已经大幅下降，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等服务行业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仍然通过不透明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补贴、优惠贷款的现象仍然存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符合中国改革的自身利益，避免处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利位置。如果中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少钢铁和铝的产能过剩，这将会适时给特朗普政府一个“胜利”，而实际上中国钢铁生产商的真正竞争对手在印度、韩国和土耳其。这也将提高中国的生产率，最终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经济改革目标。
对此，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