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表明，美方进入了“胡萝卜与大棒”同挥舞的阶段：一方面对外宣称正在研判如何限制中资赴美投资；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22日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记者会场合放风称，对两国未来达成协议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正在考虑赴华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对此回应称，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两位曾接近中美经贸谈判的资深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如果要避免贸易战，只有双方坐下来谈判这一条路。看来美方也意识到贸易战没有赢家，通过谈判避免贸易战是最佳选择。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中美互相叫牌的争端结束，“也不会如此简单，会有个过程，先要看这一轮谈判结果如何。不排除从现在起到今年六七月份美方正式实施加征关税之前进行多轮谈判”。
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中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作者、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 创始合伙人兼中国团队负责人荣大聂（ROSEN）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30年来中美拥有友好的伙伴关系，现在的状态则不尽如人意，“不过目前还不晚，需要双方都释放善意”。
中美谈判似有转机，但未进入务实阶段
就在前一周，已有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称，特朗普政府将于本周公布对华1000亿美元商品增税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证实，将权衡使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下称《紧急权力法案》），采取针对中企对美投资的限制性措施。
另一件同期发生的个案也有了转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兴将有机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更多证据。17日凌晨，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因中兴曾向美国官员作虚假陈述，美国政府禁止中兴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期限为7年，这几乎让这家规模上千亿的中国科技企业立刻陷入困境。
虽然美方释放了双重色彩的信号，但前述人士均认为，还远未到能够务实谈论问题的阶段。
3月23日凌晨，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知识产权为由，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了三项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即为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特朗普还授权美国财政部在60天内就此出台方案。随后，中美双方开始多轮隔空博弈。
前述一位观察人士称，目前难言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已经缓和。但另一位则分析称，估计美方也不想打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战，如果结局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就更划不来了。这也是中方要努力避免的。当然如果这一轮就能谈成最好，对今年中美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会是重大利好。“但愿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充分阐述各自立场，直到进入务实的讨价还价阶段，最终能够达成妥协，避免双输结果。”
姆努钦22日则称，目前他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也没有具体的对话时间表。年会期间，他会见了前来参会的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两人的会谈聚焦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包括中国进一步向全球开放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市场。
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紧急权力法案》限制中资对美投资
中美在过去的一周中密集过招，在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后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即宣布对原产美国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7日，美国商务部再宣布两项措施：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如果上述“你来我往”仅为常规动作，美财政部则在19日透露了美国政府在限制中资对美投资方面的实际思路：美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紧急权力法案》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分管国际市场和投资的助理部长塔尔伯特（Heath Tarbert）称，这是特朗普政府在“301调查”中的部分应对计划。
白宫经济顾问艾森史塔（Everett Eissenstat）表示，通过这一政策可以保护那些被美国视为“战略性”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证实，将推动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改革来收紧对中资赴美投资的限制。
塔尔伯特表示，在CFIUS改革和《紧急权力法案》问题上，美国财政部特地设立了两个分别的办公室，“正在明确考虑这两个问题”。
《紧急权力法案》可以赋予美国总统极大的权力，即在“不同寻常且巨大的危险”面前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并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关税，而且在该法案中，对“国家紧急状态”的定义非常模糊，历史上美国使用该法案对付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荣大聂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并不像国际贸易中有WTO这样的仲裁机构，在直接投资领域，并不存在国际法律。
3月12日，博通（Broadcom）对高通（Qualcomm）总计1420亿美元的恶意收购，最终被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了动议。多位在美从事跨境并购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赴美投资的中资企业将遭遇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风险和成本都会激增。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则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家安全等战略层面的问题。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未能履行所有条款，让美国失望，这导致美国在很多领域对中国的支持有所改变。欧伦斯表示，他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恐怕在美国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荣大聂在4月18日的“2018年中美直接投资趋势”圆桌研讨会上对第一财经记者展望了2018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他称，2018年的中美投资会因为美国政策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希望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都能得到进一步改观。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顾及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同时中国政府也要更加谨慎，以减少投资者对因政策风险而卖出资产的忧虑。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前任贸易官员、乔治城大学贸易和商业外交副教授罗伯特·罗高斯基(Robert A. Rogowsky)曾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最坏状况，就是使用《紧急权力法案》。而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
美国政府支持CFIUS扩权
塔尔伯特还指出了另外一项重要措施，即美国财政部正在同美国国会一起努力，希望可以通过一部同CFIUS相关的法案，该法案目前被称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
塔尔伯特表示，为CFIUS扩权可以扩大对“敏感交易”的审查，同时又不会导致对所有交易的全面控制。
荣大聂列出了CFIUS扩权的四项重点：在FIRRMA中，对特定技术，若外资持股少于10%，也要被列入审查之中；同时对于“有敌意”国家要有特殊的审查；要对靠近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的房地产购买和租赁业务进行审查；稀释安全港（safe harbor）有关规定等。
这份新的FIRRMA中有可能会增加一份“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Special Concern）名单，当第一财经记者表达担忧时，荣大聂表示，美国早就存在出口限制措施，其中就有名单和限制。
塔尔伯特表示，CFIUS有关立法并不会同美国出口限制措施相重叠，且“出口限制仍是在限制技术出口方面的有效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前，中国对美投资已经锐减。根据荣鼎集团方面的报告统计，2017年全年中国对美全新宣布的投资意向额同比减少了90%，实际完成的新投资交易额减少了74%。
同时，2018年1~2月，中国在美投资同比继续下滑，仅为12亿美元，且排队等候交易的投资交易量也为近三年来的最低点：50亿美元。
荣大聂认为，2017年的骤降同中方控制非理性对外投资有关，CFIUS并不是主因；而今年则有可能出现反转（即CFIUS将起更大作用）。
常年在中美之间经手并购业务的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主管合伙人罗斯（Lester Ross）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CFIUS虽然对华有所限制，但限制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大。
罗斯表示，他去年经手的一个交易中，中方欲收购一个汽车类企业，该企业同时制造军用和民用汽车，且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工厂，但是最终还是做到把其一分为二，并最后得到了CFIUS的放行，“所以还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罗斯称，他也相信该法律会更加有限制性，“这份议案背后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
这是2007年以来，CFIUS首次面临改革。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对峙的本届国会中，FIRRMA却罕见地得到两党支持。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CFIUS在2001至2016的年度报告，自2007年以来，中企收购美企的被审查案例和失败案例均逐年递增，而中企被审查交易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2年和2013年中资受审查案件急剧增加，位列各国之首。
2017年最新发布的CFIUS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虽然投资都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在2015年，CFIUS审查了中企在美国的29起交易，这个数字在2014年还是24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