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普惠金融，首先应以农村产权融资为突破口，盘活农村地区的要素资源，释放它的融资功能，以破解‘融资难’问题。”近日，成都农商行常务副行长李剑飞在做客新华会客厅时表示，“融资难”是制约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展普惠金融，首先应大力推广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型，将上下游主体串联成一个整体，给予统一的批量授信，以“1+N”的模式为农民增强融资便利。
今年以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被列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省份、最“接地气”的城市商业银行无疑是践行普惠金融理念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成都农商行便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推出多种特色化信贷产品、增强大数据风控等手段，打造出银行业普惠金融的“新样本”。
三模式破解农民“融资难”
“针对农民‘融资难’，我们积极探索了三种融资模式。”李剑飞说，“一是“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融资模式、二是“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融资模式、三是“专业市场+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融资模式。”
“我们向彭州市的农家乐经营户提供了5000万元的批量授信，支持当地连片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向邛崃市、大邑县等地的种粮农户提供了9000万元的批量授信，支持了粮食产区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目前，成都农商行已经累计为30余个农业产业链项目提供了10亿元的授信。”李剑飞说。
此外，针对农村地区的融资难问题，成都农商行还积极探索“四权”抵押贷款模式，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等多种形式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并积极扩大有效担保的范围，将农业设施、农产品仓单、花果苗木等要素资源也纳了进来。
同时，以农村土地综合整理为契机，成都农商行加大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度，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积极提供资金，支持当地建设农村新居，将老旧村庄复垦为耕地，把结余的土地指标用来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帮助一批群众改善了居住条件，走出了一条“地权资产化、土地金融化、乡村市镇化”的新路子。“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信贷资金已经超过了30亿元。”李剑飞说。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李剑飞看来，破解农民“信贷难、融资难”，还要不断创新具有针对性的特色化的信贷产品。为此，成都农商行推出了标准化的“惠农时贷”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根据农户种养殖的成本来核定授信额度，比如：养1头生猪的成本是1000元，我们给予标准化的授信额度为1000元。养10头生猪，那么最高可以获得1000元×10，也就是10000元的贷款。这样简单易行，农民也通俗易懂，为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实惠。”李剑飞说。
除了“贷得到”，还要帮助农民“够得着”。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成都农商行在各乡县地区布放了600余台自助终端，设置了1400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配备了2047名金融服务联络员，并为每个乡都安排了一名对口联系的农贷客户经理。
“目前我们有647个营业网点，而80%的网点扎根在城乡县域。”李剑飞说，“今年我们还将新建100个功能齐全的惠农微银行，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每一名农民身边。”
依托大数据防金融风险
风险防范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对于普惠金融，更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月17日，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再次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该如何进行风险防控？
“我们重点考虑了四个方面，”李剑飞说，“第一要坚持用大数法则来覆盖风险，坚持“小而分散”的原则，把覆盖面和客群做大，把单户贷款的金额做小，让风险更为分散。”
其次，要依托数字普惠金融，用好大数据的风控手段。“我们借助农村金融服务联络员队伍和双基合作惠农贷款机制，积极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16.2万名农户的信息建档。同时，注意对内外部数据的信息收集和平台连接，采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增强风控领域的信息对称，完善客户授信评分模型，使其贷款额度与信用评级适配、恰当。”
再者，要联合各方，共同完善风险补偿的机制。“一是依托政府，争取财政补贴、风险基金补偿支持。二是加强与政策性担保公司及不良收储机构的合作，规范地、透明地开展业务合作，缩小风险敞口。三是积极加强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探索将自然灾害保险、价格指数保险、履约保证保险等险种引入融资链条，发挥其保险保障功能，降低信贷资产风险。”
最后，要做好差异化的风险化解。“对于满足续贷条件的存量客户，我们积极给予续贷支持；对于暂时出现困难，但有经营能力、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我们通过期限调整、用信品种的转换、利率的优惠、瘦身减债等措施，平滑其还款压力，以时间换空间，为企业生存发展提供支持窗口；对于没有盘活希望的‘僵尸企业’，我们坚决退出，采取批量打包、核销等方式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