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取了战略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这让它实现了在消费品制造业领域的规模经济。随着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本身也成了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之一。
有关方面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告罄：中国经济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盈余消失而工资却不断上涨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开放红利”也接近尾声，并且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威胁。
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打开新市场，但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最终，持续高速增长需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这需要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聚焦技术创新。
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反映了其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和降低营商成本的决心。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计划表明其准备将中国制造业主体带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个计划将共同致力于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社交媒体与制造过程相融合，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革命。
确实，2015年以来，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风骚，网购已占零售总额的18%，而美国只有8%。中国三大领先技术平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能够与亚马逊、苹果、脸谱、谷歌和奈飞等美国的全球技术巨头一争高下。此外，根据iResearch的研究，中国移动支付已经达到5.5万亿美元规模，是美国的50倍。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各种手机电子钱包应用正在取代现金，成为首要支付手段。
中国向数字时代的跃进受益于硬件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合力推动。据Bruegel的最新研究，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已经高于欧盟，科技出版物规模已与美国相当，而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数量更有过之。通过让信息交流更加便利及提升复杂任务中的协作效率，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平台“微信”在2017年一季度的用户已达9.38亿人，带来了此前无法想象的生产率进步。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中国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演化与西方电商平台有所不同。中国电商平台面对的是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支出能力以及对使用创新产品的热情。借助政府鼓励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试错的东风，中国企业正在颠覆传统模式，其颠覆速度之快，甚至让政府都感到压力，如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推进。
在过去，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即使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其在国内的价格仍可能高于美国。而电子支付对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非常关键，大大提高了零售业的效率。但一些P2P平台的欺诈和倒闭风波也表明，需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
随着更多活动的数字化，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也将日益发生在数字空间中。中国生产商可以在本土需要的地点及时间使用3D打印、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同时仍然能够连接全球市场，从海外吸取新思想和新技术。如今，有无限种可能将生产和消费分成不同的阶段与模块。但这也意味着新的数字经济的大量成功案例也将伴随着同样多的失败场景。
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决策者需要面对各种“数字困境”。中国的许多公用事业机构，如航空、铁路、港口和通讯等都是单一产品实体，由国有企业负责经营管理。但民营的新技术巨头却是多产品、全方位的渠道平台，可以通吃所有供应链环节，包括生产、分销、支付，目前还在进军财富管理。决策层就像是在下围棋，需要将国家的关键棋子即国有企业商业模式的改变，在正确的时间落在正确的地方，而且棋子与棋子之间还要互相协调。对国企改革进展的讨论也许忽视了一个战略性挑战：在国企和新技术企业巨头之间，形成了数字空间领域的良性竞争。
国企管理者大可以说，严格的监管让国企处于市场竞争劣势，而科技巨头却在免费搭乘国营通讯、交通和金融通道，夺走了国企的午餐。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也可以辩解说，如果它们可以更快地进入效率低下的生产和分销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中国的整体生产率增长还能更快。
另一个困境是：数字化对消费者固然是好事，但对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可能是负面的。“数字中国”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失业工人越快适应新的现实，整个系统就会越健康。中国转向基于知识的新经济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最终产生“改革红利”。这一转型固然令人激动，也隐藏着风险，此前从未有哪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以如此快的速度经历如此深远的变革。(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香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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