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研与仿制：美国的平衡术
1957年，西德格兰泰公司研制出一种治疗孕妇呕吐的畅销药，名字叫做“反应停”，成为欧洲的畅销药。1960年，美国梅里尔公司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申请，准备将该药引入美国。梅里尔公司本来以为申请只是走个过场，却没想到，一位叫做凯尔西（Frances Kelsey）的审批员，却认为提交的数据不能证明药物安全，迟迟不予批准。
彼时的美国FDA，只有7名全职医生和4名兼职医生来审查药物，监管职能远不如今天这样强大。因此，不少人批评凯尔西“拿着鸡毛当令箭”，尤其一些饱受呕吐困扰的准妈妈们。然而，次年12月，反应停被证实会造成婴儿四肢发育不全，欧洲舆论一片大哗，将毒药挡在国门之外的凯尔西一战成名，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肯尼迪为Kelsey颁发勋章，1962年
反应停事件，使FDA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人员规模急速扩张。1962 年，国会正式通过了《Kefauver-Harris药品修正案》，大大提升了药品的审批门槛，要求提供更久更广的临床数据（从研发到临床通过需要10年左右）、更多样的评价指标，即便是仿制药，也一视同仁，这也导致制药公司的研发成本不断提升。
到了1983年，Bolar公司在罗氏药业一款原创药专利到期前，先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被法院判定侵权。这成为了压倒仿制药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年，专利到期的原研药中只有35%的品种被仿制，被成本和监管吓破胆的仿制药公司用脚投票，超过150种原研药在专利到期后却无人仿制。 在整个80年代，三朵乌云笼罩着美国医疗行业：高昂的药价令医保严重资金吃紧、低廉的利润削弱了制药企业积极性、短缺的药物令患者发病死亡率提高。如何既能鼓励药企研发出“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又能让老百姓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药物，成了美国政府亟需解决的困境。 危难时刻，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并没有像《纸牌屋》里那样沉醉于党争，而是挺身而出献计献策。在1984年，议员Hatch和Waxman提出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补偿法》( Hatch-Waxman Act)，后来被证明为医药史上最伟大的法案之一，核心就是一句话：提升原创药赚钱高度，降低仿制药入市门槛。 国会议员Henry Waxman和参议员Orrin Hatch 一方面，该方案简化原创药申请流程，推出了专利连接制度，包括专利期延长，市场独占等条款，提升了原创药成功后的赚钱高度。另一方面，法案调整仿制药认证标准，降低研发和入市的时间和费用，提升了仿制药成功赚钱的概率。两句大白话，就是：敢冒险的吃肉，会跟风的喝汤。 为了鼓励仿制药公司前来喝汤，FDA在之后的几年又建立完善PIV专利挑战制度。简单说就是允许仿制药公司在原研药专利期就可以对其进行专利挑战，首先挑战成功的仿制药（首仿药）将会获得180天的市场独占期（其他仿制药不能上市），而且可以以原研药50~80%的价格销售。 这样的制度设计，让首仿药变成了一门“投资少、风险低、时间短、利润高”的好生意，原本没什么积极性的仿制药公司们蜂拥而至，纷纷来抢头啖汤。从1995年开始，受专利挑战的原研药比例飙升，从9%提高到2012年的81%，上市时间也从18.7年缩减不足7年。 因此，1984年成为美国仿制药的“元年”，整个行业一扫之前的低迷和阴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仿制药占处方药的比例，从1981年的10%左右，飙升到2013年的86%。由于价格相对原研药便宜很多，仿制药每年为美国节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到了2015年，美国医药行业呈现出：原研药公司和仿制药公司都蓬勃繁荣的局面。在全球上市的5000多种原创药中，有3400余种来自美国，占比从1984年的10%提升至现在的65%，辉瑞、强生等多家公司也牢据全球制药十大榜单。更重要的，国民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也在持续降低。
这些惊人的变化，都要归功于美国在原创药和仿制药之间的平衡术。 法案广受欢迎，但有个副作用，就是原创药专利到期后的“专利悬崖”。例如原创药波立维在2012年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价格仅为原价的1/40，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从99亿美元将至52亿美元，次年仅剩25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专利覆盖市场扩展到全球，让原创药在保护期能够赚全世界的钱。 于是，在1986年的关税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强行将知识产权塞入了进来。起初这个议案被认为是胡搅蛮缠，成为众矢之的，但很快，拥有拜耳、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的欧洲共同体，转为默不作声。最终，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规则，为美国打开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大门，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安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对于穷国来说，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擅长在火车上开挂的印度，就在搭富国便车这一课题上，趟出了一条别人难以复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