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富国与穷国：搭便车的印度
1954年，曾帮助中国抗战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圆了他15年的梦想。在他乘坐着敞篷车从机场来到宾馆时，上万人夹道欢迎。这次考察让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为感叹，不禁在想，中印同为由殖民地转化而来的国家，都存在人口多、底子薄的问题，中国道路很值得印度学习。 于是，回国之后尼赫鲁就定调，印度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之奋斗十年之后，尼赫鲁遗憾离世，将“没有穷困、疾病与愚昧的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乞求与哀鸣不能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的独立信念，留给了他的女儿—被称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不久便继承父业，上任后便选择向“疾病开刀”。当时印度采用的是英系专利法，对原创药具有很强的保护，因此印度99%以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都由跨国制药企业控制。美国人都叫苦的药价，印度患者自然无力购买，只能在信仰的慰藉中等死。对此，英迪拉大为不满，怒斥道：医疗发明，将不设专利权，生死之间不能牟利。” 英迪拉·甘地，印度的铁娘子 因此，1970年，英迪拉政府便修改了《专利法》，药品不具有专利，仅对生产工艺进行保护。这意味着不需要等待专利过期、不需要化学分子研发，只要简单修改工艺，仿制药就可以销售。这导致欧美政府和跨国药企大为不满，威逼利诱，但英迪拉不为所动，反而相继出台了限制外资药企投资比例、限制药价等多部法案。 这给本国的制药公司，以及数以亿计的印度穷苦老百姓，和患病群众，撑起了一把铁保护伞。而印度企业也格外争气，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印度传奇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兰伯西实验室）。 1952年，印度商人辛格收购一家药品代理公司，随后更名为兰伯西实验室。1960年，辛格发现罗氏公司旗下一款药品没有在印度注册，于是设立工厂钻研生产技术，并在1968年从匈牙利获得了原料药，次年以本土品牌推出市场，大获成功，让世界知道，印度会做的不只有飞饼。 兰伯西实验室，Gurgaon，印度 1970年甘地夫人的新专利法颁布后，兰伯西更是如鱼得水。然而，辛格并没有停留在低端药品的仿制上，反而将利润投向研发，“建立仿制工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还要建立起向上整合产业链的能力，既要有向上游建立原料药的仿制生产的能力，又要有向下游扩展药品制剂生产的能力。” 1988年，兰伯西公司计划进军美国市场，瞄准了礼来公司即将在1992年失效的头孢霉菌素专利，希望在专利到期后，就迅速将仿制药上市销售。这个项目难度非常大，头孢霉菌素极不稳定，又具有危险性，而礼来公司对60多种生产工艺进行了注册，仿制可能性几乎为零，罗氏药业等国家大公司尝试多次，均铩羽而归。 然而，经过一轮轮的反向工程、一次次的艰难试错，历时三年，兰伯西发现了可以控制霉菌素生产的7个步骤，终于用新的工艺生产出了头孢克罗，一战功成。后来礼来公司以2000美元每公斤的价格，购买所有兰伯西生产的头孢霉菌素原料药，而兰伯西的生产成本只有每公斤500美元[5]。 从贸到工，仿中有创，不仅为兰伯西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为印度仿制药打破了低端的印象。兰伯西随后获得了与罗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合作的机会，为其提供生产工艺的研发，堪称印度医药界的富士康。 在印度准备加入WTO时，兰伯西也在为登录国际舞台做准备。仅在2004年～2006年间，兰伯西就发起了11起国际仿制药企业并购。研发支出也大幅提升，从1996年的销售额占比5%提高到了10%左右。到2007年，专利保护最严格的美国市场，已经占到了兰伯西销量的40%。 兰伯西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印度公司崛起，例如成立于1983年Sun，1984年的Dr Reddy's Lab、1986年的Lupin等公司。印度仿制药快速发展，不仅占到了美国40%的市场份额，而且在PIV专利挑战申请上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自2009至2015年，总量达到了18%的比率，仅2015年就提交了近800个。而直到2017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美国PIV挑战成功的公司。 在这种成功背后，是印度政府厚着脸皮软磨硬泡给民族医药企业争取来的宝贵时间，1970年《专利法》颁布之后，印度政府就承受着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1994年，印度申请加入WTO，签署了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但之后却各种拖延，直到2005年3月，才出台了新的《国家专利法》，号称与西方接轨。 这拖延出来的十几年，给印度企业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大批医药公司完成原始积累，本土巨头Dr Reddy's的股价更是在1991至2011年之间的20年内上涨了1000倍！ 2005年新《专利法》出台后，印度仍然或明或暗地保护民族医药公司。例如在2006年，驳回了格列卫的专利申请，随后驳回了默克公司哮喘病治疗药物的专利申请等等。而强制许可也是印度政府常用的手段，该许可源于2001年的《多哈宣言》，允许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国家可以不经专利人许可，将专利授予第三人使用。 2012年，印度首次使祭出“强制许可”的大棒，拜耳集团旗下的肝癌药物多吉美(Nexavar)成了首个强仿对象。这种药每盒（120粒）售价28万卢比，而印度人均年收入才仅5.4万卢比。在印度政府启动了强制许可后，印度药企Natco仿制出来的药价格降到了8800卢比，降幅高达97%。 这家叫做Natco的印度药厂，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家印度药厂的原型。电影里的那种救命药，原版是瑞士诺华公司的Gleevec（格列卫），仿制版便是印度Natco公司的Veenat，俗称印度版格列卫。 Veenat，印度版格列卫，Natco公司 总结起来，印度的仿制药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 1970年以前：市场基本被外资医药公司垄断，99%的药品由外资医药公司提供，印度本土企业极少，绝大多数贫苦穷人吃不起药。 2. 1970年-199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专利法》出台，本土医药企业开始在法律的保护下，抄袭和仿制西方药品，完成原始积累。 3. 1995年-2005年：印度加入WTO，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但印度政府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十年过渡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和并购，本土企业逐渐国际化。 4. 2005年之后：市场全面开放，但印度医药行业已建立起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并成为全球仿制药的制造基地，从1970年开始的行业保护政策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 到了今天，印度仿制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全世界穷苦患者的手中，为印度赢得了“第三世界药房”的称号。欧美国家虽然一轮轮地炮轰谴责，但又抵挡不住性价比的诱惑，一批批的来采购，而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则爽快表达了感谢和支持，深谙“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老话。 大凡有志气的落后工业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时，基本上都是一边贸易保护，一边模仿抄袭，努力完成本国民族企业的研发积累，赶在西方国家举刀之前，在“代理-模仿-研发-超越”这路上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很多行业都是同样的逻辑和路子。 尼赫鲁曾说过，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虽然，亚洲轴心已无从谈起，但印度人民还是记住了国家的努力。就如印度著名记者M. J. Akbar曾评论道：圣雄甘地给了我们自由，尼赫鲁维护了我们的独立，而英迪拉·甘地则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而与印度具有相同人口规模的大国，在面对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困境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