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周小川出席今年第十届陆家嘴论坛，身份已经变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尽管会前他在身上找了很长时间的讲话稿，但依然保持了全程脱稿演讲，语速一贯平缓，从容淡定。
回顾次贷危机以来十年，他坦言，在取得成绩和改进的基础上，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些新的措施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反思十年，周小川提出防危机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我们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我们这个做法做得并不是太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并没有根本解决。这里面也有民粹主义政策的因素。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的依赖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大家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是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决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我们也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的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光是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但有的地方不太那么成功。最近大家都关心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救债券发行的时候有点像新兴市场，信息披露不够，里面有很多的传言，把这些东西的好处和风险没有说透，有很多老百姓买了，最后要转换的时候实现不了转换。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关于危机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像“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兴市场造成一些不利的冲击。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看，可能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以后，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当年美联储主席说为什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呢？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有储蓄过剩，结果用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过度消费，使得美国人储蓄率降低，最后导致了这个问题。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的题目值得研究。但是新的现象是什么？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都关心贸易平衡、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还涉及储蓄率问题。但是现有的美方主要谈判对手都不承认，不认为这个事和储蓄率有任何关系。我们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也走得不够彻底，讨论也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