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总理1月6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总结经验 明确方向 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金融业的市场化前景,文章有段落提及,“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
而由于此时恰处于吴英案争议白热化之时,此文被认为是高层对金融风险所做出的明确表态。
温家宝总理的文章与吴英案没有直接关联,文章指出了中国金融业的重要性,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该文章与吴英案有关,也是在中国金融业未来市场化、民间金融风险化解等方面有间接联系,但一些人急吼吼摘取出文章中的一小段,指鹿为马、强作引申,不知究竟是何用意。
目前以温州为代表的高利贷,已经走向歧路,与市场经济初起之时的民间集资有了本质的区别。80年代初,温州的民间抬会主要是温州市场草根经济互创期的互惠行为,目前疯狂肆虐的高利贷,则有向黑社会转型之嫌。
以吴英案为例,融资利率极高,执行的是法律之外的“特殊秩序”,据媒体披露,提供资金者采取了绑架、在A4空白纸上签名等手段,最终以假名将吴英打入看守所。
此案中出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违反法律、违反规则、违反程序,体现了地方豪强黑社会化的巨大可能性。如果这股势力不予破除,而以吴英祭刀,中国民间金融绝不会因此汇入正规金融领域的大江大海,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而会如笔者一位友人所说,浙江模式蜕变为近代之意大利模式,完全“西西里化”。地方豪强加上地方强政府垄断权力,使小企业无生路可寻,成为盲流资本。
分析吴英案,可以清楚看出民间金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西西里深渊的。
首先是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的不匹配。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地,浙江正遭遇瓶颈,变成重化工业时代的化外之地;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鄂尔多斯民间资金正在成为盲流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进入煤炭领域,推高了煤炭价格,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温州资金几近人人喊打。
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另一方面是民间实体经济难以融到资金,以高利贷掉头寸者比比皆是,为高利贷的盛行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笔者与民间市场人士沟通后了解,一些企业已成空壳,不过是借壳贷款的工具,而一些金融机构也察觉到了这一风险,暂停了向特定企业的贷款。
1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微博上表示,民营经济占有浙江省GDP、投资、出口的60%,却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浙江省在节后立即召开民营经济万人动员大会,提出坚守实体,加快转型,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举措有:实行非禁即入政策,加快构建公共创新平台,推进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培养创二代企业家,实施浙商回归工程等。蔡奇随后在微博表态,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但高利贷肯定不行。更重要在于为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环境,使其有钱可赚,而不是让资本去炒房炒钱。
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引导没有错,关键是建立规则让民间资金有的放矢,其中关键是,让优质的实体企业有赢利空间,放手让民间金融进入村镇银行、信托等规范化的发展领域,逐渐进行市场化配置。资金如水,逐利而行,只要在实体领域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不用挂上胡萝卜,民间资金也会进入实体领域。
浙江民间金融发展之所以三十年无进展,此前主要是因为保护大型金融机构的垄断收益,此后则是保护垄断收益、实体经济遭遇瓶颈并行。
同时,要维护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必须依照法律严厉打击潜伏在高利贷背后的地方豪强、黑势力团伙。
吴英案警示,如果再不厉行市场化的金融改革举措,不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对高利贷的掌控,即便放开民间金融、扶持民间实体经济,草根市场也将九死一生。因为普通的投资者、企业主不得不缴纳形形色色的保护费,潜规则最终将彻底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使之进入恶性生态循环。
温家宝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显著增强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着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形成种类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开创金融改革发展新局面”。
金融为实体发展服务是本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