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捷克前总统、“天鹅绒革命”领导人瓦茨拉夫·哈韦尔提出的“后民主” 概念今天被欧洲媒体广泛用于形容2011年出现的由危机带来的最应引起警惕的后果之一，即决定市场的国际政治和金融集团与国内选民之间的民主错位。
民主损耗
最近通过的欧盟新财政契约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体现。强调外部强加的紧缩原则的新契约无益于解决危机，因为并未触及目前欧洲货币联盟面临的三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提高就业率;扭转欧盟内部宏观经济持续不平衡发展的趋势;金融不稳定。但本文想强调的是该契约内容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当经济主权逐渐转让给布鲁塞尔的同时，欧洲议会在未来的欧盟峰会上将逐渐沦为纯粹的“听众”。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至如此，但欧盟民主的损耗却是不争的事实，希腊和意大利非民选“专家型”政府的上台就是最好的例证。希腊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不仅被迫服从市场、布鲁塞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所有要求，而且任何将这些要求诉诸民意的尝试都无疾而终。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评论的那样，欧洲的领袖人物们被困在了三股力量之间：主权债务市场带来的是破产危机，布鲁塞尔备机构被贼予了新的监督预算和经济政策的权力，而联盟其他处于危机国家的领导人们则都在插手邻国事务。此时公民的权益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愤怒民众的呼声同样是这一挫败的体现。欧洲政府越来越无视赋予它们权力的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却日益重视通常与其国内承诺背道而驰的国际要求。那么，是否有办法扭转这种趋势?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范围内的民主是否能够共存?
三难选择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他的新书《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的构想给出了一些答案。罗德里克认为民族国家、民主和超级全球化带来了 “世界经济的三难选择”。根据他的分析，这三点中只能有两点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旦民族国家很深地融入进国际经济中，那么民主在这样的框架下会被削弱。而民主和民族国家只有在全球化衰退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存。而民主和全球化共存关系的前提是建立跨国统治体系，民族国家的色彩减弱。
首先，超级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在一个 “弗里德曼学说”的世界里能够运行良好，政府提供的唯—要务是保障市场的良性运作。罗德里克认为，在这个世界里，“政府的目标是获得市场的信任从而吸引贸易和资本。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紧缩、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调控、私有化以双贸易开放”。
然而，正如我们在欧洲所验证的，在这样的框架内民主会遭受极大的损害。全球化强加的各种要求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国内政策承诺相抵触。不过，任何一个政府对民众呼声的视而不见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在希腊，尽管出台了无限期的紧缩承诺，但市场仍继续缺乏信心，因为市场也清楚这些紧缩计划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
解决之道
那么欧洲面临的这三难选择是否还有解决之道?让我们回到罗德里克的分析中。第二种选择是通过限制全球化来巩固民主和国家主权。罗德里克建议重新制定各项贸易协定，出台更为严格的资本流动法规，以扩大国家范围内民主发展的空间，将民生和国民经济目标置于企业和大型跨国银行利益之上。
第三，为了解决这个三难选择，或许能够通过逐步牺牲民族国家、同时打造坚实的跨国民主网络来实现民主与全球化在规模、空间和实力上的共存。具备推进“超国家”计划经验的欧洲，或能通过这一途径解决目前三难选择带来的挑战。只有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统一的联邦化欧洲，欧洲人才能继续融入全球经济，捍卫其民主。
就欧元达成的最新协议是迈向经济一体化的又一重要步伐。只要我们还希望保住欧元，经济一体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将继续向前推进。但如果没有一个代表全体欧盟人民的极大化的民主，这一进程可能无法走得更远。欧洲理事会政府间权力的日益集中，尤其是德法的“默科齐”(即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两人名字合成的新词——本网注)双驾车，损害了欧洲议会和共同协商的原则，也使得我们与一个理想的民主欧洲渐行渐远。
欧洲体系的软肋是缺少所谓的“问责制”。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选民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选举能够帮助公民惩罚那些不受欢迎的政府。然而在欧洲却没有这样的责任制。在目前欧盟正需要更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关键时刻，人们在布鲁塞尔任何决议中的参与感却在降低。
尽管在目前危机的背景下重启联邦主义谈判困难重重，欧洲领导人们还是应将其作为第一要务。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被意在选举的短期行为和各国的“短视”牵着鼻子走。如果这种态度持续占上风，很多欧洲国家的国内问题和来自外部的不合法的强制要求之间的冲突还会在其他国冢愈演愈烈，直至无法承受，就像希腊那样。
危机凸显了欧洲货币联盟多个本质问题中的一个，即经济和金融超全球化的要求与各国国内民主诉求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想避免生活在一个如哈韦尔所说的 “后民主”欧洲，就必须明白政治团结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融合，只有这样，货币联盟才可能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