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敬伟指出，降成本是长期过程 不是简单做“减法”。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去年8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六大成本的一揽子政策。要求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成本。
那么,降成本效果到底如何呢?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以下简称“报告”)给出了答案。报告显示,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这表明,近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
税费负担在降低,融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下降。根据报告,样本企业外源融资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各期限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幅最大。
不过,税费负担降的效果如何,样本企业的量化指标只能作为参考,也不能过于依赖平均数字。毕竟,让所有企业有感觉的负担降低才有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年初和全国两会期间,有民营企业还在抱怨国内税费负担较重。虽然有些企业的看法可能有误区,但是降低税费成本,让更多企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却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经过营改增,企业对于税负成本的降低是有切身体会的。上述报告中的样本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但是对市场主体而言,这方面的成本从来就不单单指的是税负——而是税费负担。形形色色的收费项目,远甚于税费。税负来自法律,费用则来自各级政府与部门。因而,降低税费负担,除了减税和减少乃至取消收费项目,更重要的是提升权力部门和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正确区隔税与费。尤其是一些权力部门,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惯性去任性收费。
当然,融资成本也是这样。融资难融资贵,对于一些大型国企和知名民企来说或无感受,但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却是难解的“痼疾”。让中小微企业觉得融资成本降下来,样本意义更大。
至于制度性成本,全社会和市场主体的感受或更为彰显。自上而下的简政放权和“放管服”,以及特殊区域如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制”,这些权力层面的主动改革,对于市场面的动力和活力释放具有不容忽视的正面作用。同时,制度成本降低、依法行政的水平提升和监管思维的更新,这些隐形成本的降低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更大。
实体经济亟待降低的六大成本中,税费、融资和制度三项成本属于政策性引导和主动作为下的降成本,也可以说是权力层的主动降成本。从报告可以看出,这三大成本降得快有成效。
但是其他三项成本,即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市场配置的因素更强,不可能用行政主导的方式去“一刀切”,因而降成本是个复杂甚至长期的过程。
以用工成本为例,劳动力价格攀升属于“现代化规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升。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决定着产业工人的工资上涨;二是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也要求产业工人的工资加速;三是社保制度的全覆盖也意味着社保成本的增加。
人工成本要降,比如降低过高的社保费率(高于发达国家),但是人工成本整体上升是趋势,毕竟关乎民生福祉。加之城市生活安居成本较高,户籍制度的藩篱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还在,城市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城乡居民之间的同权待遇呼声很高。加之通胀因素的影响,用人成本只能涨得慢一些,而不可能降得快。
降低人工成本也并非无所作为。一些垄断高薪行业的用工成本应该降下来,尤其是畸高的社保费率有降的空间。降低人工成本,应该分产业和行业,高的降下来,低的涨上去,公平至上是基本原则。
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实体经济样本企业原材料成本出现较快上升,同比上升了7.21%,其中,制造业样本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同比上升了7.84%。同时,企业还面临用地及房租成本普遍上涨、用能成本有所上升。
现在依然是市场的波动和转型期,原材料价格的涨跌,属于市场因素,市场主体必须承受这一市场波动。降低物流成本,政策面还有可为空间,比如理顺市场链条,减少中间环节,提升路网水平,打破地域限制形成统一大市场等。用能用地成本也可以通过有序的宏观调控来降低,但是必须符合市场规律。
降成本是长期过程,不是简单地做“减法”,从相关部门到市场面还需继续加力。（原标题：张敬伟:降成本是长期过程 不是简单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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