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20条”)之后,国务院近日再放“大招”,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吸引外资新举措《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22条”)。“22条”对各项具体任务作了分解,并指定相关部门来负责,以更地“放、管、服”。这既是为了避免以往“通知”中时常出现的只有笼统框架而没有更具操作性落地方案的不足,也是赋予各部委、各级各地政府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具体落实上述新举措时,相关操作部门必须显现出更多的主体性和责任心,再难相互推诿。而在权力清单日益明确的政策背景下,各级各地政府无疑也获得了更大的行为空间。
除了选取具有指标意义的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12个领域,要求有关部门给出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外,“22条”最引人关注的是,我国承诺将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积极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重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据此可以判定,随着自贸试验区试行有年的负面清单即将在全国推广,以及商务部发布《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有关事项》,我国外资开放将迎来最密集的政策红利释放期。
在当下的经济格局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显性原因是近几年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有下降苗子,进一步原因是近几年许多国家都在加大对优质外资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项目的争夺,深层次原因则是国内各界对外资是否过剩的争论,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外资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联合国贸发组织在今年初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披露,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了13%,约为1.52万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及世界贸易增长乏力。再看具体分布,发达经济体在全球FDI流量中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达到57%。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仍是最大的FDI接受国,外资流入约为3850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外资流入为1790亿美元,从2015年第十二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二位,这主要得益于针对该国的大型跨境并购交易的推动。我国位居第三,外资流入1390亿美元。其中,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如研发)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外资持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高附加值领域倾斜,并继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今年前7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703家,同比增长12%,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小幅下降。与此相伴的是,继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之后,2016年我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对美国投资是重中之重。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3倍,超过500亿美元,私营企业兼并成为主力。今天,我国已是不折不扣的净资本输出国。但切不可忘记,我国迄今为止输出的仍是资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换句话说,我国企业携带的主要是储蓄资金而非资本强国经常出手的高效资本。中国目前50%的储蓄率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大约平均18%的储蓄率。换句话说,中国拿到国际市场上投资的,绝大部分是百姓的积蓄,而掌握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不仅可仰仗美元本位低成本对外投资,还可通过强化美元来吸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资本的流入。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一方面高举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另一方面正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吸收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全球资本,以整固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而澳大利亚、中亚地区、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都显著加快了吸引外资的力度。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直接投资主体针对价值洼地的投资力度也在相应加大。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日本,去年的FDI净流入也高达160亿美元,而2015年为净流出20亿美元。
现在看来,出于避险和获取更大收益区间的考虑,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或将呈现三大趋势:掌握全球资本配置权的美国将继续占据最大投资目的国地位,英国“脱欧”将给欧洲吸引外资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全球资本发掘投资洼地的努力不断加强。在此趋势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唯有通过有序开放破解上下游的战略挤压,进一步优化投资生态,再造吸引外资的超级“洼地”,才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重塑国家的市场竞争优势。我国既要通过深层次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金融系统的安全边际,亦要审视与珍惜每一分出海资本的投资价值与区间收益,更要通过释放开放红利吸引外资,为经济保持充沛活力提供高质量的外部支持。（原标题：章玉贵:再造吸引外资超级“洼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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