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设计过一个研究项目，试图用三十多个不同指标归纳某一类案件的特征，然后收集大量同类案例，通过计量分析的办法，研究这些不同指标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设计这个研究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如此具体相似的同一类案例，用全面细致的指标进行归纳后，应当能够发现规律性的结论，足以设计出一个决策辅助系统，帮助人们处理未来的类似案件。
当我从田野中收集了几十个同类案件，计划按照事先设定的指标进行分析时，却很快遇到了严重挫折。虽然从案由上看是同一类案件，但从事实上看，每一个案件都千差万别。决定每一个案件最终结果的因素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是无法言说的。这个研究思路很快便搁置了，换成了个案深描的研究进路。
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基于已有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它很难对新问题、新情况做出创造性的判断。即使对于一些问题人工智能也可能进行创造性判断，但这些问题本质上是逻辑性或是博弈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数理分析，最终都归结为数学问题。对于这类问题，人工智能并没有“创造”答案，而只是“发现”答案。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判断有点像历史镜鉴，历史毫无疑问是经验性的，但要在当下面向未来做出判断，却无法完全依靠历史经验，也无法完全抛弃历史经验。完全以历史为镜，只会让历史停滞；完全脱离历史，则会出现严重的转型危机。
所有法律和案例构成了律师办案时的历史经验背景，但对于优秀的律师来说，当下的每一个新案子都是具有未来性和时代性的，绝不局限和困顿于法律的经验历史之中。实际上，这种既从历史经验出发，又进行创造性突破的办案能力，正是推动法律进化的核心动力。
就在前几天，前苏联军官佩特罗夫去世。他是一个可能改变了世界命运的人。1983年，佩特罗夫作为导弹袭击预警系统指挥部的指挥官，面对电脑屏幕预警显示数枚洲际导弹正在袭来，没有按照预案发动报复性核袭击，而是判断出可能是电脑出故障导致的假信号。
这是一个典型的基于逻辑的“如果……就……”判断，现在无法得知佩特罗夫为什么认定假信号，但影响他判断的可能包括对美国是否会突然发动核袭击的经验性判断，包括他是否希望放任毁灭性战争贸然爆发的主观意愿，同样也包括他面对既定的预案敢于违反常规的勇气。
这种做出创造性判断的能力，就我的知识范围来看，人工智能还难以做到。一个优秀的律师实际上也就是具有做出创造性判断能力的律师。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案子，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办案情境。除了可以计算的逻辑和可以归纳的经验，毅力、信念、想象力和表现力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案件结果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有碳基律师才做得到，而硅基律师始终只有冷冰冰的计算和归纳。（原标题：人工智能来了，律师就要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