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特曼教授有一个著名的理念——“steeples of excellence”，即要让斯坦福成为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授。由于美国的联邦资助采取同行评议制度，只有拥有一流的师资，才能获得更多的联邦资助。斯坦福共有81位校友、教授或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位列世界第七;27位曾获得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项)，位列世界第一;现任教职中有1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福在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方面的学科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理工科学生前来求学，斯坦福也已经累计为硅谷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新鲜血液”。
企业是硅谷生态系统中的另一核心。除了上文提及的企业与大学之间多元化的合作机制，硅谷企业与科研人员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不少企业创始人和高管与在校科研人员本身就是师生关系、同学或校友关系。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惠普公司的例子，特曼一开始利用军方的资源为惠普初期的发展解决了不少资金和订单方面的困难，并一直担任惠普的董事给予咨询。最终惠普成为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特曼也成为公认的“硅谷之父”。2001年斯坦福110年校庆之际，惠普创始人休利特的基金会曾向斯坦福大学捐赠4亿美元用于基础教育与研究，创下当时美国大学接受单笔捐助金额的最高纪录。
除了私人关系，企业和大学的科研人员存在着广泛的互访、交流、合作和兼职，并且企业往往为大学科研人员带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灵感。这其中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谷歌和经济学教授范里安的故事。范里安一开始在硅谷另一所知名大学UC Berkeley任职，他在休假期间到谷歌兼职并帮助谷歌设计了在线广告拍卖系统AdWords，最后在大学退休后甚至成为了全职的谷歌首席经济学家。范里安认为这一职位能够让他通过接触大量的数据从而站在理论前沿，并有机会与大量优秀的业界人士交流，这一过程“非常有趣”，而他设计的AdWords也为谷歌带来每年数百亿美元收入。
另外由于企业的集聚，企业与企业之间经济合作的开展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合作主要分两方面，站在产业链角度，初创企业一般提供成熟企业的上游产品、技术或服务，因此初创企业一开始只需面向企业用户而非终端消费者，可以减少初期的营销成本与市场风险，SaaS(软件即服务)领域巨头Salesforce就是一个成功案例。站在股权角度，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初创公司不断扩充产品线、增强技术和专利储备，苹果、思科、惠普等巨头都是活跃的收购方;对初创企业来说，既可以借助巨头的销售和用户网络加快新产品的推广，对股东来说并购也意味着更多元和便捷的退出渠道。
站在系统的角度，企业是硅谷生态的重要闭环，只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最终创造就业、产生收入、贡献税收，而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产业集聚、更好的创业氛围进一步吸引优秀企业和一流人才流入，由此形成正向循环。据不完全统计，斯坦福的校友们创立了惠普、谷歌、雅虎、思科、英伟达、Twitter、LinkedIn、Netflix、Instagram等硅谷巨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在2011年做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自斯坦福大学成立以来校友共成立了近4万家企业，年均创造营收约2.7万亿美元，如果将这些企业合起来将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正是这些企业的不断出现与成长为硅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根据《2018硅谷指数》报告的数据，近十年来硅谷和旧金山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维持在美国整体水平的2倍左右，大多数年份人口呈净流入状态;金融危机后2010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硅谷地区的就业机会数量增长了26.6%，远高于同期美国整体12.3%的水平。硅谷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中国科技体制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鲜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的重大转折，“科学的春天”正式到来。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2015年我国开始科技体制改革，重点解决资源碎片化和战略目标不够聚焦等问题。
改革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科技计划体制的改革。改革前，40多个政府部门管理着90多个资助项目，存在着重复、分散、封闭的特点;改革后，中央深改组领导、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等部门参与形成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将资助项目合并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5大类科技计划，由不同部门代表组成的部际会议来共同讨论决定资助项目的优先级和资金分配。改革前，政府部门既有权分配研究资金，也负责项目管理、资金用途监督与评估;改革后，政府部门不再介入研究项目的管理工作，这部分工作将外包给专业的独立机构，机构之间通过竞争来获得政府部门的服务合同。
另一方面，顶层设计与立法工作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国家陆续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目标与实施方案。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降低了大学所有的知识产权转让及销售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为促进技术转移与转化、鼓励研发人员创业创新创造了制度环境。
与美国科技体制相比，中国科技体制主要有四点不同：
1)中国科技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政策、目标与战略;美国科技体制权力更为分散，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均负有责任，甚至司法部门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科技领域造成影响。这是由中美政治体制差异决定的。
2)美国的联邦资助体系更加多元分散，中国在科技体制改革后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项目进行集中资助。美国目前处于全球科技探索的前沿，更需要对科研项目与方向给予更多自由度，虽然可能造成重复浪费，但美国的立法者更注重研究的“溢出效应”，而且这套体系在历史上也确实取得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促成了互联网、GPS的发明。中国目前仍处于加速追赶的阶段，集中资源和力量对特定领域进行攻关更有效率，也更符合当下国情。
3)美国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和对专利的保护，中国近年来也意识到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制度、专利制度仍需长时间的迭代和完善。美国对科学和创新的鼓励在立国之初就被写入宪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获得政府资助项目的发明专利，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拉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期间曾经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图书馆计划(DLI)的资助并开发了PageRank算法，最终凭借这一算法创立了谷歌。而国内前几年的“褚健案”，作为浙大副校长的褚健创立了国内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企业中控科技，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在学习如何建立更合理、更完善的法律与专利制度方面，我国任重道远。
4)相比中国科技体制，美国科技体制更注重预算、项目竞争和评估。行政部门设有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项目管理方面大多采用有组织的和竞争性的同行评议程序来授予研究经费，即基于申请书的价值(merit)授予资金，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评估决定，以确保质量最高、最有前景的研究得到联邦支持。在立法部门，审计总署还会对联邦部门的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与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高效、正确。相比来说，中国目前在预算分配时主要依靠中央机构的集中决策，部委之间、项目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对科研项目的评估则主要依赖科技部下属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体相对单一。
总结和建议
总体来看，当前全球科技实力版图中美国仍牢牢占据榜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科技实力大大增强，在研发投入、科技领域研究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专利授权量、新经济活跃程度等方面，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德国，目前处于世界第一或仅次于美国。但在科技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质量上，研发强度、千人劳动人中研究人员占比、高引用率论文、专利授权率等方面，中国离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距离科技“强”国任重道远。
在以信息技术与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领域，我国也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实现了从无到有，甚至在行业标准制定上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例如华为海思近年来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进入全球前十，在5G标准的制定上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大多还在“点”突破的范畴而没有形成全面的攻势，核心半导体设备、材料、制造工艺仍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巨大差距，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民用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仍是空白。主要原因在于核心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研发、尝试与积累，需要十年如一日的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亦无捷径可走。而我国的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相比美国远远不足，缺少高端人才，这些因素都对核心技术的研发积累形成了肘制。
在科技体制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承担科技政策制定责任、联邦部门以使命为导向进行分散的项目资助、多元化的科研主体通过竞争申请项目、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的科技体系，尤其注重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相比来说，中国科技体制下权力更加集中，在执行方面更有效率，但在立法、专利制度、预算分配、项目管理评估、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工作都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建议：
1、加大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中国目前的科技体制权力更加集中，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充分咨询科技界相关人士，形成良性互动。在经费分配和科研项目管理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同行评价”模式，加强对项目的内部竞争、事前筛选和事后评估，确保经费得到高效利用。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注重对专利的保护、对中小初创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2、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产学研协作体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大学，加强师资的引进与建设，同时丰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除了科研论文的发表也应适当参考技术转化的实际成果。学习斯坦福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的成功模式，完善对内对外的技术转化服务体系，并鼓励大学与企业开展多层次的合作模式，给予大学教职人员在创业、兼职、咨询方面更大的自主权，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创业和交流环境，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
3、运用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加大对关键技术的重视和投入。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半导体产业发展初期，政府采购集成电路的产品数量一度占到企业全部产量的37%-44%，这对创新企业、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帮助。在80年代后期半导体产业面临日本挑战时，美国由国防科学委员会和美国半导体协会共同牵头建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科研联合体，由联邦政府提供联合体一半的经费，研究成果由政府和企业共享，最终夺回半导体企业世界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灵活运用多种产业政策，如设立产业基金、加强政府采购等形式，对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中小创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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