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一个在中国做高管的日本人，退休后久居中国舍不得离开，原因竟是因为西瓜。毕竟在日本，西瓜贵到苍老师都要抱怨。
如果说“日本人为西瓜移民中国”还只是一个段子，那么眼下在日本爆发的“薯片荒”则是真的危机了。
近日，由于国内土豆供应短缺，日本多家食品企业宣布停售数十款薯片。担心吃不上这一口的民众纷纷疯狂扫货，一时间薯片及薯条的价格飙升，超市货架也长时间没有补货。
对于此次“薯片荒”，有媒体分析认为，日本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坚持使用“国产土豆”，但由于今年气候异常等因素，日本国产土豆跟不上需求，外来土豆又进不来，才让薯片奇货可居。
那么，日本为何在农业领域实施如此高门槛的贸易保护主义，所谓的“薯片危机”以及“粮食危机”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每天多吃一口饭，提高一个百分点”
说起来，日本人对于食品“国产”的讲究让外人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根据相关舆论调查，90%的日本人会在价格同等的条件下考虑国产食材，超过50%认为即使价格更贵也只考虑国产食物。
虽然不可否认部分日本国产食品的质量、安全性存在优秀之处，但这种“宁可贵也要国产”的偏执习惯以及昂贵的国产食品价格，多少压缩了日本人在食品以外的消费，因此日本国民每年用于食品的开支也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达到了年收入的13.7%。(美国为6.7%、英国为9.3%。)
即便日本人是如此拘泥于国产食材，但人们还是发现传统日本料理的食材正在被外来食材所侵蚀。一道传统的日本料理天妇罗荞麦面中，按卡路里计算仅有22%源于日本国产的故事广为流传。传统日料味增汤中所使用的裙带菜、大豆的自给率也不过39%和28%。日料乌冬面所使用的小麦粉的自给率更是只有13%。
在日本学校教育中，对于粮食的忧患意识教育尤为突出。日本学校教育中教导学生，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按卡路里计算仅有40%。政府也配合进行这种危机意识宣传，日本农林水产省制定了在2025年将粮食自给率提高到45%的计划，为了配合该项计划，2008年农林水产省成立了FOOD
ACTION
NIPPON协会，通过与企业、观光协会、学校、媒体等诸多组织的合作，希望将提高粮食自给率作为一项全民运动进行推广。
“每天多吃一口饭，提高一个百分点(粮食自给率)”、“认真吃早饭(日本主流早饭是米饭)，提高一个百分点”、“不剩饭，提高一个百分点”，虽然这类口号让人忍俊不禁，但也让人看到日本全民对于粮食自给率一事的重视程度。(虽然如此，十年以来这项全民运动成果乏善可陈，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没能得到提升反而略有下降。)
因此通过政府、媒体、学校教育和宣传的作用，虽然身为发达国家国民，日本人对于粮食的危机意识之高却不同寻常。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超过80%的日本民众认为需要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并对未来稳定的粮食供给感到不安。
是否杞人忧天
那么日本这种对粮食自给率的危机感是否是杞人忧天呢？下面便来一一剖析。
日本政府采取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卡路里自给率统计方法，或许也加剧了日本人对于食品保障的担忧。卡路里给人一种和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感觉，带给国民一种似乎进口的食物一断绝，日本便会陷入饥馑的人间炼狱的感觉。
但若换一种算法按国际通用的生产量计算的话，日本的粮食自给率能达到70%左右，并非如此不堪，而且按照净产值算也能排名世界第九，绝非农业小国。日本农产品中自给率较低的部分主要是饲料、油脂类、部分水果和肉类。根据目前日本政府的同类算法，农业大国荷兰的卡路里自给率只有19%，此一例便可知该算法的偏向性。
此外再看日本粮食进口的细目，2016年日本的进口总额为66兆日元，其中粮食进口为6兆左右，约占进口总额的1成。在重要的口粮大米和主要蔬菜上，日本的自给率几乎达到了完全自给，几乎无需进口。
对进口粮食项目进行细分的话，生活必不可缺的小麦、玉米、大豆等食物和肉类接近20%，虾、金枪鱼等水产的进口为20%，此外还有香烟、咖啡、红酒等嗜好品。
粮食自给率的下降和战后日本人饮食结构的变化也息息相关，日本在战后人均大米的消费类下降、肉类消费量上升，连带着对肉类、畜产品饲料的需求也上升。若严格来说，只有肉类和与肉类相关的畜产品饲料所占的20%，才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
再者，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增产也让粮食的供应、价格日趋稳定，这对粮食部分依赖进口的日本而言降低了风险，粮食价格大规模波动危机经济几乎没有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绿色革命以来，由于化学肥料的发展，尤其是氮肥料制造技术的普及，以及转基因技术(撇开转基因技术不对人体有害与否的争议)的进步，都让农作物产量也得到了巨大增长。
过去四十年间全球人口增加了189%，但是谷物的增产却超过了人口增长达到了215%。全球粮食价格的稳定也体现在粮食进口在日本进口结构比重的下降上。1960年代日本的粮食自给率虽然维持在70%左右(按卡路里计算，按产量计算则超过80%)的高水准，但粮食在进口额中一直在12%上下。21世纪以来，虽然自给率大幅下降，但粮食的比重却不升反降，一直低于10%。由此看来日本可谓是这场全球绿色革命的最大获益国之一。
还有人担忧日本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导致某日海外进口航路被切断，使得粮食无法进口而被饿死，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首先日本主要的粮食进口国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友好、同盟国家，在未来翻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万一日本的进口航路被切断，真正危险的不是勉强自给的农业，反而是自给率仅4%的能源。
由此观之，日本的农业自给率虽然数字并不理想，但问题远未达到如农林水产省和大众认为的那般严重，而过度执迷于提高国产食材自给率，不过导致国民徒增粮食的开支并浪费税金罢了。
谁在危言耸听
那么为什么日本国民深信农林水产省宣传日本粮食自给率急需改善的神话呢？这就和日本农业相关团体和农业在日本政治中不成比例的发言权密切相关了。
在日本内阁之中，主管农业的农林水产大臣这一职位并不起眼，由于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甚至退职后总是丑闻、厄运缠身，而且从该职位鲜有日后荣升首相者，被日本媒体称为“鬼门”和“被诅咒的职位”。
虽然日本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日本农业的产值不过8兆多日元，为GDP的1%左右，甚至不及丰田、松下等大企业的年度营业额)，但农林水产省仍作为内阁一个重要的职位继续存在，并保持和巨大农业团体农协之间的密切联系。
农会日本协同组合(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农协、JA)由于允许祖辈务农者也可以加入，因此农协的成员人数超过农业人口，达到了1000万人。JA一直以来由于与农林省说不清道不明的共生关系和“天降”问题(天下り，即农林省官员退休后进入农协出任顾问)，而被人诟病，农林省也被视为农协的代言人。此外农协不仅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事业，还参与金融、信贷业务，坐拥的农林中央金库对日本地方经济拥有巨大的发言权。
农协内部讲求平等主义的倾向，也固化了日本农业原有的零碎化、小规模经营趋势。此外，农协还通过对农业用地转让的设限和对农产品价格的制定权，让试图大规模、专业化经营的业者无从下手。这也间接提高了日本国产农产品的价格，并压缩了日本国民的钱袋。
在这场煽动日本粮食危机和推动农产品国产化的运动之中，农林水产省和农协正是其中的主力，并通过煽动粮食自给率危机，唤起了国民对于农业问题的关注，并换得了来自政府的巨额农业补贴。
此外，日本农村人在政治中不成比例的相对影响力也是一因。当下日本的总户数为5000多万户，其中农户包含兼农户不到300万户，不及整体的1成。那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为何农民会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响力呢？
因为日本当下的选举制度基本是基于1940、50年代的人口分布来划分选区的，此后的选区改定沿袭只增新选区不减旧选区的原则。虽然战后大部分日本民众生活在农村当中，随着日本工业的起飞，大部分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因为修改选区划分的权限在于国会，或说在于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自民党手上，以农村地区为根基的自民党在这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比赛中，显然很难真心实意地去消除各个选区之间一票差距的问题。
不同于瞬息万变的都市地区，在农村地区的选举中除了金钱的因素之外，地缘、血缘的作用尤为突出。田中角荣在新潟第3区的“地方王国”，让他横跨40余年不受个人政治沉浮的影响，连续当选16次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日本政治上也遵循“年功序列”原则，当选次数越多的议员在内阁中的位置越高，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此拥有稳定农村选区基础的议员自然成为政界大佬，也让为农村地区代言的议员在政治上有了不同寻常的发言力。
虽然在TPP的谈判中，日本在“圣域5项”——米、麦、糖、牛猪肉、乳制品这些重要的农业领域暂时避免了完全撤销关税，但中长期撤销农业保护政策大方向，也逼迫农协往废除平均主义、支援农户专业化的转型方向踏出了一步。但TPP的搁浅让农协着实松了一口气，并缓和了改革的压力，短期看来煽动农业自给率危机、宣扬国产食材神话的结构仍将继续。而日本消费者也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那价格不菲的国产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