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贸易代表对中国是否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展开调查。行政令的具体内容如下：
“1、政策：政策目的是使美国的贸易关系有助于自身经济增长和贸易平衡，提升美国商品和投资的互惠待遇，加强美国的工业基础。
美国是全球研发密集型、高科技产品的领导者，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不公平的技术转让给美国企业构成了潜在威胁，损伤了他们在全球市场公平竞争的能力。中国已实施了相应的法律、政策和规定，并对知识产权、创新、技术采取了一些行动，鼓励或要求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转让，否则就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些法律、政策、规定和行动可能会阻碍美国的出口，并且剥夺了美国公民对于自身创新的公平回报，将美国的工作转移给了中国工人，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且削弱了美国的工业生产、服务业和创新。
2、对于是否展开调查的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应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令302(b)来决定是否对中国的不合理的、歧视性的、伤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法律、政策、规定、行为展开调查。”
事情的后续进展是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已经表示有必要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
相信市场仍普遍对于调查过后的处理方式高度担忧，301条款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此条款赋予了贸易代表充分的权力，在认定他国侵犯了美国利益时，可以对外国的货物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撤销优惠待遇，或者迫使对方向美国做出赔偿，目的是促使他国取消或逐步取消相应的法律、政策、做法，在此过程中美国代表可以不顾美国国内其他法律及国际条约准则的任何规定，并明确规定可以进行跨领域报复。
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制衡301条款呢？其实自从WTO组织的建立之后，301条款的使用就相对少了，因为很多的贸易纠纷都在WTO的争端解决实体那里去解决了。理论上可以针对美国使用此条款所带来的问题向WTO申请裁定，但是WTO并不一定会否定301条款，核心在于是否符合WTO规则。
1998年欧共体向美国提出要求，就美国1974年301条款进行磋商，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危地马拉、墨西哥、牙买加、洪都拉斯、日本和厄瓜多尔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了磋商，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WTO争端解决实体（DSB）成立了专家组，并最终裁定美国贸易法案301条款与美国在DSU（谅解备忘录）体制中所作出的承诺和保证以及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非不一致，虽然专家组强调要在严格遵守WTO规则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但仍相当于在裁决中支持了美国。
另外其实301条款在针对中国的应用上也并非史无前例。
90年代，美国曾三次对中国进行“特别301调查”，分别是1991年、1994年和1996年。入世之后，2010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按照《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调查。这是美国中国加入WTO以来首次动用“301条款”对其他经济体贸易行为进行调查，最终中国与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进行磋商，同意修改《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涉嫌禁止性补贴的内容。
自1995年之后，“301条款”调查就没有能再导致任何贸易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301条款完全无效，未导致制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了作用，一方面也可能是其他国家做出一定妥协的结果，因此它仍然能够作为一种美国向他国施压、促使对方做出妥协的工具。不过总体而言它是一种局部的贸易保护工具，
针对知识产权的调查具体可能指什么？
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过去美国主要援引“337”条款，得名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节。从2007年到2015年3月，美国共发起337调查362起，其中，涉华案件为152起，占比高达42%。根据该条款，如果任何进口贸易中存在知识产权或其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ITC都有权调查进行行政调查，如果认定属实，则有权采取制裁措施，其调查期大概在12-16个月，调查涉及有关专利和注册商标侵权、盗用商业机密、商品包装侵权、仿制和虚假广告等，因此，“337”调查涉案领域虽然在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等高科技产业更多，但也会包括传统制造业，连钢铁产品都曾被指控非法使用美国钢铁公司贸易秘密、使用虚假原产地和生产商标识而遭到调查。8月初美国媒体曾报道，此次调查可能主要针对微型芯片、电动汽车以及未来的其他关键技术领域。
从“百日计划”到“知识产权调查”，特朗普的诉求变了吗？
今年4月的中美“百日计划”中，美方的诉求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其背后是特朗普对“提振美国就业”的愿望，在此次备忘录提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时，特朗普再次提到，“这些法律、政策、规定和行动可能会阻碍美国的出口，并且剥夺了美国公民对于自身创新的公平回报，将美国的工作转移给了中国工人，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特朗普也曾表示，美国因知识产权被盗而损失数百万就业岗位和数十亿美元。消除贸易逆差和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均是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承诺，承诺落实得如何也直接涉及他在本任期之后能否连任，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的核心诉求一直是稳定的。
在医疗改革、限制移民等政策在国内推行受阻之下，特朗普急于寻求突破口，因而此阶段特朗普对贸易谈判和军事等对外问题的格外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在贸易层面已达成了一些协议，双方各有妥协。5月12日，经过多轮磋商，中美共同发布《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共识中包括中方尽快允许进口美国牛肉、尽快实现中国禽肉出口美国、欢迎中国自美进口液化天然气等事项；5月中石油宣布将签订价值200亿美元合同，增加进口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原油与天然气；6月美国农业部发布进口我国自产熟制禽肉的拟议规则，允许从中国进口熟制禽肉，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发布了《质检总局关于进口美国牛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允许美国牛肉进口；7月19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期间，中国质检总局与美国农业部代表签署了《关于美国输华大米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这标志着中美双方就美国大米输华的检疫要求达成了一致，美国首次获准可对华出口大米。
对中国而言，在汽车、农产品、化工品等美国强势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上一定程度上减少管制措施，适当减少对美国来华投资的约束和限制、增加对美制造业投资，是中国有可能做出的让步。但同时，减轻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适当减轻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力度则是中方有必要尽力争取的重要利益，也符合消除中美贸易逆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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