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强的部分能源、原材料工业，从供求关系到价格走势都反弹力度较大。面对以上经济走势，国内经济学家和市场研究机构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判断，一些比较偏激或乐观的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已开启了新的周期，或出现了“L型”中“一横”的增长趋势。对于这些偏激或乐观的观点，有必要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因为这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当前是否已开启新的周期
最近国内有一股比较强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或正在开启一个新周期，即产能或投资走向扩张的新周期。按照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也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由复苏到繁荣的阶段，经济增长进入一轮新的上升期。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也不认同这种看法。但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走势的判断不等于对股市走势的判断。新周期的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走势，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还难以走出周期性问题的困扰。从周期理论看，根据周期时间和性质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基钦周期，短周期、3年左右、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10年左右、设备投资周期；库兹涅茨周期，中长周期、20年左右、建筑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50-60年、科技周期(熊彼特称为综合周期)。现在所说的开启新周期，指的是朱格拉周期或中周期。设备投资主要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但现在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仍比较严重，企业对市场前景不看好，特别是民营制造企业，怎么愿意大规模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呢？
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增长出现反弹，主要是政策因素在短期内起了较大作用。一是去产能、去库存和强环保的政策效应。2016年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对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政策和对房地产业的去库存政策，以及对高污染工业企业的严格督查和监管，使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在短期内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业生产者采购价格和出厂价格(PPI)从底部回升后出现了大幅反弹，促使中下游企业补库存，拉动了工业生产扩大。二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外贸出口增长较快，主要是国际市场有所回暖，企业出口结构改善，外贸政策效应增强、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
但以上两个方面的可持续性都不强，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仍较多，一些主要需求指标如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等从三季度以来已出现较大回落。整个经济并没有形成持续回升的趋势，也没有出现拉动经济回升的重大因素。也就是说，经济走出周期制约或开启新周期的可能性不大。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艰难曲折。全球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5.4%不断下滑到2016年的3.1%，2017年可能有所回升，但受到诸多因素尤其是总需求不足的制约，仍难以摆脱低增长的困境，还没有走出经济周期的影响。这对中国经济走势带来较大的外部制约。从国内看，中国经济走势仍受到工业周期、房地产周期、地方政府作用周期等影响，不大可能开启新的周期。
第二，中国经济要面对的深层问题是新常态而不是新周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是进入新常态或新阶段，在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的交错影响中，更突出的问题是结构性矛盾，即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突出，制约了经济有效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中，新常态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形势，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状况与2000年左右的情况相比，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实质上差异很大。当时中国经济也有进入新阶段或新常态的一些特征，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固定资产投资低迷，经济增长乏力。但当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较低，工业化、城市化处于较低阶段，需求增长特别是投资扩张还有很大空间。也就是说，当时经济发展并不具备进入新阶段或新常态的条件，经济运行和增长主要是受到周期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加入WTO拓展了国际市场空间和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两大事件之后，外需和内需开始交错发力，特别是投资、出口持续大幅扩张，经济增长随之开启了一个新的周期。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人均GDP已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已进入后期阶段，包括常住人口和短期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已较高，经济发展已实实在在进入了新常态或新阶段，需求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是必然趋势，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部环境好转，内需特别是投资增长也不可能出现新的持续扩张，结构性矛盾成为经济增速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在这种条件下，周期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或明显减弱，特别是中周期或设备投资周期的作用，将被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所冲淡，甚至被淹没。不论是否开启新的周期，对经济运行和增长都不是主要的问题。或者说，在经济新常态的矛盾没有化解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开启新周期的问题。
是否已进入“L型”增长平台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企稳，进入了“L型”增长状态，虽然增速难以明显回升，但也不会再往下滑了。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看到了经济增长企稳向好的态势，但可能过于乐观，没有看到经济仍有下行的压力。这种观点也可能引发一定的宏观政策风险，可能导致企业行为的不适当调整变化，因此也需要加以重视，进行深入分析。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年均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主要导因是年均需求增速大幅回落，其中变化大、影响大的是内需增速，特别是投资增速。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持续了24-43年，年均增速达到8.6%-9.2%，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的17-20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速下行为4.2%-4.5%，内需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变动基本上是一致的，投资增速的下行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在投资增速下行的压力还没有消除，这又会影响消费、出口的增速，因此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并没有化解。
经济“L型”增长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多依靠政策作用实现的“L型”增长，一种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实现的L型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还处于前一种情况，需要通过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结合，特别是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使经济增长向后一种状态转变。
稳增长政策取向
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还有三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应当正确分析判断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坚持实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的综合性政策，增强政策效应。
今年我国的GDP增长率，预计可达到6.7%-6.8%，成为2010年以来第一个增速没有继续下滑的年份。但下来的3年，经济增速仍有下行的压力，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只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防止政策波动引起经济波动，才能使GDP年均增速达到或接近6.5%。由于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周期性回升的趋势，未来几年通货膨胀也不具备上行的环境，估计CPI年均上涨率在2%左右，这为我们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实施提供了基本条件。
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结构调整升级、增长动力转换的主要宏观政策组合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管理。三者应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某个方面的偏废。供给侧改革应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对行政手段的运用；适度扩大总需求应更加注重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协调，保持市场流动性适度均衡和利率水平相对稳定，加快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加强预期管理应更加注重披露宏观政策信息，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减弱不当经济预测信号对企业和公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