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30日的吴晓波年终秀上，我们将发布《2017新中产白皮书》，由场景实验室创始人、造物学出品人吴声老师为大家详细解读新中产的爱与怕，以及这个时代给新中产的机会与约束。
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前些天，小巴派了几个分身到京沪深三地，花了一天时间，访谈了数十位新中产人士。
按照计划，我们有一份准备好的提纲，为每一个独立接受采访的人45分钟，不过聊起来，受访人的话匣子一开，往往就有挡不住的趋势，2/3左右的访谈超过了1个小时，最长的一位足足谈了105分钟，超过预计的一倍还多。
大家兴致最浓的议题，包括消费、买房、家庭、父母、子女教育、阶层流动性等。小巴回来琢磨了一下，这几个问题，除了消费之外，在广义上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拼爹”。
在过去几年里，你一定在某个地方看到过“拼爹”这个词，而且大概率会把它当做一个偏负面的词汇。在我们所熟知的“拼爹”和“坑爹”同时出现的案例中，“家底”“权力”是关键词。
而在我们的访谈中，新中产的“拼爹”则有了另外一种方式。
访谈前，小巴曾经在线上向新中产发过一份问卷，其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
Q1：“你认为现在社会阶层的流动正在固化吗？” 选择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的，是13.6% 选择同意或者基本同意的，是62% Q2： “你觉得自己向上突破阶层是可能的吗？” 同意或者基本同意的，是52.2% 而不同意或者不太同意的，则是25.4%
由于经济狂飙突进的终结和高企的房价，中产群体显然意识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在弱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自己的家庭能够实现向上的突破。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同时也是最愿意为教育付费的群体。不断地学习，是竞争力的终极来源，依靠于此，他们认为自己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可以更进一步。
这种情况，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新中产对于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小巴访谈的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在支出上，无一例外，子女都是大项，许多家庭孩子支出独占1/3以上，其中大部分都花在了教育上。
怎么花钱的？典型的是这样的：
在吃穿用度上，我们家孩子花钱其实不多，大消费是孩子教育上的投资。最大头的就是上个（补习）班，就得上万了；还有小孩买的乐高（积木），大几千就出去了；再比如给小孩做一个什么测评，一套A4纸，又是大几千块钱花出去了。
而问到为什么要对孩子投入这么大的时候，小巴听到的答案并不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直白的解释，而更接近于一种心理补偿机制：
偶尔会感到一些身边其他家长群里有攀比啊、竞争啊什么的压力，小孩子自己也在比较的，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被迫的子女消费。但主要还是觉得，孩子小时候基础学得扎实一点，以后长大了选择权多一点，想做什么都可以。像我们这一辈人吧，感觉从小到大懵懵懂懂过来了，在学习、职业上也没得到太多指导，很多事情后来发现走了很多弯路，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少一点这样的情况。小孩子在学，我自己也在保持学习，以后还可以有一些东西教给他。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焦虑一大源头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下一代，原因就在于知识、能力等软实力不可继承。
中国人对于拼爹这回事情，提出过很精辟的总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翻译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正确的三观重要性第一，知行合一的能力第二，具有稀缺性的知识第三，财富和权力陪添末位。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成前三种要素，那么一个家族的富贵则很有可能三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知识和能力虽然不能直接继承，但它们还是可以培养的。
前段时间中国平安发布了一份《国民焦虑报告》，里面的数据显示，学历的高低对于焦虑感有很大的影响。
在男性中，学历越高，焦虑感越低，男博士焦虑值最低；在女性中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女硕士最低，女博士要比女硕士高上那么一点。除了女博士大概有“恨嫁”这个特别因素之外，学历的高低基本上决定了焦虑感的高低。
一个人学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学习方法和能力决定的。最会学习的人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比其他人在焦虑感上要低一些。
这些80后新中产家长们嘴上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少一点这样的情况”，心里大概能够回忆起50、60后父母向他们告诫过的“我们没太多文化，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别和我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家长们对于子女教育的狂热和焦虑感，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投影到下一代身上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补偿心理。
生于1897，见证了整个美国中产阶层崛起的文豪威廉姆斯·福克纳，面对那个与今日中国同样喧哗与骚动的新中产时代，是这样感叹和告诫世人的：“别自寻烦恼地想要比你同时代的人或是先辈们出色了，有本事，就试着比你自己更出色吧。”
今天听起来，也十分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