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花剌子模的信使带来的坏消息
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经典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其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据野史记载，花剌子模国有个奇怪的风俗，国王如果收到了好的消息，那么报信的人会被嘉奖，如果收到了坏的消息，报信人则会被砍头。
面对滴滴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批评者就像是故事中不能接受事实的国王。
这里花剌子模的信使为我们带来的坏消息是：
女性面对这个世界遭遇被侵害的风险确实要高于男性，深夜顺风车对女性潜在的侵害风险，滴滴有责任作出规制，但是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滴滴新规范的逻辑是恰好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深夜的顺风车对女生的确有风险，但是滴滴也给出了备选，女性乘客可以选择更高安全系数的专车，或者不选择滴滴的服务。
问题在性别政治群体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思维逻辑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市场经济思考方式是完全失效的。
甚至在浙江乐清事件中，舆论沸腾中滴滴遭受到的谴责要大于罪犯受到的谴责。
在热衷性别政治或者“女权主义”群体对舆论的鼓动下，经过了乐清事件之后，滴滴和女性乘客在深夜顺风车问题上，面临着完全不对等的风险。
花剌子模的信使告诉我们：犯罪在一个社会是有固定的比例，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正常的、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实在，更与道德无关，是一种自然的产物，而女性确实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先天的要大于男性。
而性别政治的真实要求就是：
如果无法得到彻底的安全（事实上也不存在），那就也要彻底实现两性在结果的平等（都不要乘坐午夜顺风车），而不论这种对于舆论的操纵——是否伤害了男性乘客选择的权力，But——who care！
滴滴事件，各方博弈后以一种零和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终妥协，在这场闹剧中，本质上没有一个赢家。每一方最终的收益都为X-α。
对于消费者和滴滴来说，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纳什均衡，因为滴滴的博弈对象是一个模糊的“性别的名义”，追求的是低效的“结果平等”。
感受大于事实是这种性别政治的主要特征。
而大众对于性别差异现实的认知，或许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多财经资讯，关注财经365股票或“财经365”微信公众号看财经深度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