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关系是影响今年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近日笔者拜访日本客户，东京投资者对中国会否陷入与上个世纪70-90年代日美贸易战同样的困境感到担忧。
当时美国的主要贸易顺差国是日本，两国贸易摩擦不断，最终促使日本妥协签订本币升值的广场协议，成为后续经济泡沫刺破的导火索。如今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变为中国，中美贸易困境会否出现像当年日美贸易战那样，成为日本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对此，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有不少有利因素使得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困境。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影响不同。2016年中国社会零售业总额已达到33.2万亿元(约4.9万亿美元)，与5.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内零售业总额差距甚小。同时，过去十年，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增速约是美国的四倍，居民储蓄总额约是美国的两倍有余，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被全球包括美国企业看好。近年来，中国的智能手机、民用飞机、汽车、旅游等市场发展迅速。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华销量于2010年赶超美国销量，中国成其全球最大市场。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发起全面贸易战，将不得不考量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
相比之下，日本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的消化能力相对较弱，相应对美国的牵制较小。日本零售业市场上世纪70年代初的市场规模仅约833亿美元，为当时美国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后经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日本零售规模于1985年达到435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为同年美国的三分之一。之后随着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零售业市场逐步萎缩。时至2016年，日本零售业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为美国的五分之一。
第二，中日对美的出口产品构成不同。当前中国有一半出口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又约半数是美国企业。如若美国通过贸易战重挫中国出口，其实也间接打击了美国在华企业的产销和利润。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提到的，虽然中方是贸易顺差，但企业生产的产品利润90%以上是美国企业拿走了，中国的生产企业拿到的利润最低只有2%—3%。而当时日本对美出口多为本国品牌，限制日本出口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及美国“后花园”墨西哥，美国在日本的工厂相对较少。
第三，中日应对方式不同，中国不会采取对美自动出口限额。日美贸易摩擦三十年，除去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对立，大部分为日本单方面让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合成纤维产业的代表企业帝人、旭化成等，与美国合成纤维产业严重对立，双方均不让步。但自1972年1月，日美政府达成纤维贸易协定，日本纤维对美出口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其后日本步步妥协，在纺织、钢铁、半导体、彩电、汽车等各个领域开放本国市场，甚至自愿对美国提出限制出口的贸易协定也不在少数。
贸易战成为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导火索之一。随着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开始广泛在海外投资设厂，许多贸易争端行业直接到美国设厂。如为不触及1981年对美汽车出口168万台上限，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均大规模在美设厂。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在美贩卖的日本汽车中86%为美国当地生产。
而对待中美贸易分歧，中国或会更加开放国内市场，同时通过在促进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待遇、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改变，以增加来自美国的进口，而非采取对美出口限额。
第四，中日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此外，美国对华巨大的直接投资，中国持有1.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及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顺差高达333亿美元等因素，都给中国提供了大于日本的回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