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来的人最后能保留多少，让人不禁捏一把汗。
天津落户新政一次次引爆头条。20小时，30万人下载App，在各地“疯狂”抢人的背景下，天津的火爆只是冰山一角。“有家不能回”、“有政策不想去”、“本地人惶恐不安”、“外地人只求扎根”，人们为生计奔波、为户口有苦难言。
“走一步算一步”
品途：“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天津落户？”
亦先生：“北京的抢不到呗。”
亦先生是一位物流公司HR，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服务于铁路系统。作为一名人力资源员工，每逢“金三银四”招聘季他都要到全国各地为公司招人。为了招聘，他出差不比业务员少。在众多求职者中，询问户口问题的，主要是应届研究生。
户口对于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好处显而易见。在北京，买车买房、小孩上学，而没有户口可谓“寸步难行”。
每一年，大城市落户的限值标准都在水涨船高。“指标少得可怜，还不够照顾关系的，”亦先生说，“现在即便是国企也很难解决户口问题了。”
除了“挂靠”排队，对于非应届在京工作的人来说，落户北京还有三种方式：结婚、公务员、积分落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前两个选项并不实际，即便在北京买了房，也不一定能落户。
“北京工作居住证”的地位也比较“尴尬”。不能“世袭”、孩子高考只能报专科，一位旅游行业从业的员工对品途商业评论这样说“为了办下来这个证，差点跑断腿。”
据她透露，如果没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话，买房要连缴社保60个月才能“获得资格”。如果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只能上私立学校或者公立学校下面“私立”的班，到了高考只能报考专科学校。
对比之下，积分落户政策更为复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HR对品途商业评论这样说：“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明白积分落户政策，好在公司还没有人申请，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北京的难办，一些人将目光瞄准天津。
知乎网友“乌压压”为了办天津户口历经周折，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为办理个各种相关证件跑东跑西，直到最后拿到“户口页”，他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暂时落了地。
“主要还是为了孩子。”
据另一位知乎网友爆料，为了落户天津，她自己花了7万元才办理完相关程序。在她的家庭中，有两个孩子，她和老公都是80后。
之所以来天津落户，主要是孩子上学，另外这名网友的老公工作在北京，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家庭温暖，只好选择离北京近的天津。
不惜周折，谈到辛酸处时他说：“那些年错过北京落户，难道这些年还要错过天津落户吗？”
“还没吸引到我”
对于北京的打工者而言，一时被“天津落户”的话题所吸引。据相关媒体报道，20小时之内，就有30万人下载了App，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外界认为这次天津是“真的急了”。
事实也是如此，近年来天津的人才在持续流失。
据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末天津市常住人口为1556.87万人，较上年减少5.25万人，降幅0.34%。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总量498.23万人，减少9.31万人，降幅1.83%。
一面是北京“人满为患”，一面是天津“入不敷出”。二者接壤，却相差地别。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二三线城市。一方面受困于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而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的供给量也在降低。
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其中，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
劳动力开始变少，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在天津抢人这件事爆出之前，这场全国的人才“战争”已陆续持续一年有余。这一年间，有的地区“战果累累”。据“侠客岛”公众号报道，2017年武汉常住人口比上年增加12.67万人、长沙增量为27.29万人。
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2017年大学生在武汉新落户14.2万人，是上年的6倍。2018年第一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户籍24.49万人，人口机械增长是2017年全年的1.2倍。
不得不承认，通过砸钱、砸房、砸户口的方式，许多城市短期内尝到了甜头。但盛况之下也必有隐忧。最后留下的人才有多少？人才会不会二次流失？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来由。因为就以往经验，在“逃离”一线城市的人才里，就有相当一部分会“回流”。 BOSS直聘研究员院长常濛透露，根据其平台的数据追踪，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人月左右时，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重新建立社交关系，成本大；
不具备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
施展拳脚、工作的发挥空间不大。
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应届生来讲，也把二线城市看作“跳板”。
被誉为“中部之首”的武汉拥有89所高校、大学生数量多达百万。但一直以来，人才流失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座“教育大城”。多位在武汉的创业者都向品途商业评论指出：武汉融资环境较北上广深等老牌“创业高地”来说仍旧欠缺竞争力。
在此之前，有创投圈知名人士曾对武汉做出过“企业之间闲聊多，互相帮忙的少”、“没氛围”、“创业也没人投资，不如去北京”等评价。如今，社会上对武汉补上融资短板的呼声越来越高。
融资、人才、市场是创业公司头上的三把剑。多年城市发展，让各地方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想要发展，既要有产业又要有特色。
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讲，这似乎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即没有产业就很难吸引到人才，特色化产业需要特色化人才，而没有人才产业转型、制造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就目前情况来看，各地方政府想在短期内想补上以上要素的短版难度较大。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利军对此感触颇深。这家2003年港股上市的公司，主业是建筑，业务类型相对传统。但近两年，随着绿色节能、住宅产业化的潮流兴起，行业内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望与日俱增。
原先的人才积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中专生”落伍，一时间企业对211、985毕业生甚至有国外留学背景人才需求量骤增。
和地方企业“求才心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学历人才的“现实主义”。
香港浸会大学计算机硕士学历的Lena这样说：“行业前景是关键，若二线城市能够有高资质的公司和吸引人的待遇，会考虑离家较近的城市。若再次选择会选择深圳”。
她给出的理由是发展越快、争越激烈的地方就越公平，就越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快速成长。她不喜欢熬年头取得地位的公司。谈及她是否会到二线城市工作，她坦言：“目前看，相关政策还没吸引到我，有机会的话愿意去二线城市创业。”
“抢”来的人最后能保留多少，让人不禁捏一把汗。
“我不回家”
品途：“各地都在‘抢人’，你对这个政策怎么看，你会选择回老家发展吗？”
陆海天：“我不相信，我也不会去。”
陆海天2012年来到北京，从上一家单位离职后，他开设了一家猎头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创业公司做猎头服务，至今已累计推送几千名人才。
这家猎头公司的客户遍布全国，每天都在和创业公司打交道，但对这个年轻的创始人来说，他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冒。
每一年，中国有2亿人往返于老家和打工地。每逢节假日，在他们之中不乏有人要跨越上千公里回到老家，看一看父母，串一串亲戚，在短暂的假期结束后，便又回来。在城市的喧闹和乡村的寂静中，来回切换。
陆海天就是其中一位，每一次回到北京，他都会感慨家乡优美的环境。不过和众多“北漂”一样，他在都市的生活一开始的生活并不光鲜。
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做底层业务员。刚到北京的时候，薪资不高，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租住在北京北六环的一处民宅里。
民宅四处透风，洗浴设备简陋。每天早上，他要花十块钱打一辆“蹦蹦”到地铁站，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十分钟时间。
昌平地铁沿线的租客很多，每到早晨，他都要排着长队才能挤上车，换乘几次后，到达公司。冬天的时候，长队会排到地铁站外面，一阵风吹来，十分刺骨。
环境恶劣，陆海天还是坚持下来了。渡过最初的几年，他开始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境遇随之好转起来。
但陆海天并不想离开北京，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不想说更多，只给出了简短的回应：“No。”
前创业邦新媒体运营经理，插坐学院副总裁，首席新媒体讲师粥左罗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其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不建议你逃离北上广？》的文章中，详尽地罗列了四条原因。
一线城市有更多聪明人，聪明人一起做事有助于提高效率；
一线城市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优质资源，但小地方不行；
见过美好的事物后有助于一个人更加笃定；
在一线城市，一个人的发展更自由。
粥左罗的这篇文章一时间转载无数，凭借勤奋，他成功地打造出个人品牌。在他的个人公众号里，有不少文章是描写自己经历的。他做过保安、摆过地摊，靠着自学新媒体做到年薪50万。他在大城市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同时，他也建议更多的人能来一线城市打拼而不是返回老家。
品途：“那有没有创业失败的？”
陆海天：“多了去了。”
在品途商业评论的追问下，陆海天直白地答道。他目睹到的现实是：不少人赔光了资金，甚至欠下“一屁股”债。其实，来到一线城市打工的人中，也并非每个人都像粥左罗一样成功。
相比创业，大部分人的选择依旧是“打工”。
但打工的生活实属不易。
方女士是一位老媒体人，一毕业就在报社工作。这些年，她在房租上已经累计花费50万元。北京的东南西北她都住过了，遇到被迫搬家、和邻居吵架更是家常便饭。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长期的写作让她一直以一个姿势坐着，时间一长，患上了偏头痛和颈椎病。夏天一来，单位会开中央空调，她受不了空调的冷气，只好把工位搬到远远的地方。
“这都不算什么。”她说。最让方女士后悔的，是她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去上海工作。落户政策在那里开展的时间比北京更早。
“如果那样的话，我或许可以因此省下不少钱。”方女士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