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和实践上,贸易自由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曾经说,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是唯一所有经济学家都支持的论断。尽管如此,世界上也很少有国家实行完全的贸易自由化。许多国家都保护自己的农业,世界贸易组织也允许因为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原因对进出口加以管制。曾经长期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现在认为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受到伤害,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跨境直接投资的发展优化了全球生产力布局,东道国和投资国均因此受益。不过,各国往往把直接投资中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一起统计,但实际上两者的影响有很大区别。绿地投资扩大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往往伴随着就业和资本存量的双提升,所有国家都因此欢迎甚至鼓励绿地投资。但并购投资往往只涉及资产所有权的转换,对东道国和投资国影响并不确定。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审查来自境外的并购投资。
金融全球化一度被认为是全球化的高级形式,但其理论基础不过是将贸易自由化的理论移植到金融领域,实际上经不起多少推敲。在缺乏统一监管和统一货币的世界里,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流动很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特别是对那些本国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而言。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四十多年,是金融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曾经力推金融全球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终于承认,不受约束的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很可能弊大于利,实施一定的管制是必要的。
人口的跨境流动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十九世纪,全球移民规模曾高达1亿人。虽然目前的规模和当年不能比,但由于就业压力、文化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移民问题日益成为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使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也对移民输入采取谨慎的态度。而短期的人员跨境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中,多数情况下是受欢迎和鼓励的,但如果规模过大或是过于集中,仍有可能引起东道国的反弹。
可见,不是所有的全球化在所有的时候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利。笔者认为,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对于全球化不能照单全收,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参与哪一方面的全球化。就像点菜或是服装订制一样,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比如说中国在制造业有比较优势,我们应该坚持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虽然我们在服务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考虑到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落后已经制约了国家的总体发展,我们也同样应该积极寻求服务贸易的开放。而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仍然要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对外资流入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都鼓励。考虑到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和监管能力还有所欠缺,当资本外流比较严重的时候,实施一定的外汇管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境外高技术人才可以加大吸引力度,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输入,应在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严格限制,对于非法滞留的境外人士应依法予以清理。
相比之下,美国将继续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向美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开放,如农业和金融服务业。美国在制造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将是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重点。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也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措施,并采取措施鼓励资本回流。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订制全球化,必然导致千差万别的要求,要想达成一致,只有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如果能达成共识,全球化得以推进,否则全球化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历时多年都未能取得成果,正是因为参与各方的诉求差距太大。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还能取得一些进展,因为达成共识相对容易一些。但在当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连后者也无法保证。（原标题：方晋:订制全球化是未来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