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最新观点，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9月18日美方宣布自24日起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此外，如果中国对我们的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将立即实施第三阶段，即对大约2670亿美元的额外进口征收关税。”随后，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这是继7月6日正式打响第一枪、8月23日美对华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税生效之后，双方再度强力交手。
对于中美双方如此快速、如此强硬、如此大规模开打贸易战，一开始超出了国内外媒体和市场的预期，甚至出现了集体性误判。直到最近，市场开始正视并接受现实，持久战、放弃幻想之类的理性观点开始逐步被认可，呼唤加快改革应对的积极声音渐起。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的判断：
“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笔者自2010年以来便开始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推出了23期“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报告。
只有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一、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1）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调查结果，即《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下称《301报告》），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美方301报告分六章对中国展开五项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为发起贸易战提供依据。A、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一是认为中国政府利用所有权限制，如合资企业、外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式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二是认为中国政府利用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强迫美国公司以技术转让作为获取市场准入的条件。B、歧视性的许可注册限制，美方指责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与《合同法》中关于技术改进的所有权和赔偿责任归属的规定偏袒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设置歧视性限制。C、对外投资，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产业政策、资金支持等多种手段，引导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并通过高科技领域的并购不正当地获取美国企业先进技术。D、指责中国未经授权侵入美国计算机系统，盗取商业秘密。E、其他可能和301调查相关的中国法律、政策和实践，但美国承认不确定这些内容是否应纳入301调查。
2）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拟对1102种产品合计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白宫的声明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进口，于7月6日12时正式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
3）6月15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4）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宣称进一步升级至5000亿美元，这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505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3752亿美元。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
5）美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7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6）美国于8月8日宣布，对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亿美元加征关税于8月23日实施。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将对美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实施。
7）8月1日，美特朗普拟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8月3日，中方回应将对美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20%和25%的关税，实施日期视美国而定，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
8）9月12日，美方主动提议与中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并称目的是在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前，给中国提供一个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机会。9月13日，商务部回应称，中方对此持欢迎态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9）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还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对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当日回应，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10）近期美方四面开战、合纵连横：
美国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7月17日，欧盟、日本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盟将取消99%从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包括82%的农产品和水产品；今后数年内，将逐步取消99%欧盟进口商品关税。
7月25日，美欧就贸易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目标是开启美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新阶段——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以更好地为全球安全与繁荣而共同努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密切关系。
7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必须同日本协商贸易协定。
全球贸易战如果转向美日欧结盟，WTO将名存实亡，世界将形成两大市场，国际经贸新秩序面临重建。但是，美欧联盟最大的问题在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欧洲的农业、汽车短期内难以实现与美零关税（尤其法国农业将受到较大冲击）。随后美欧联合声明就遭到了法国等的强烈发对。
11）中方以打促和、扩大改革开放：
中方一方面使用数量型和质量型根据回击美方，促使其回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降低关税、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金融去杠杆、供给侧改革。
6月26日，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大豆零关税。
6月29日，中国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显示中国全方位推进开放（4月提出扩大开放不适用于发动贸易战的国家）。
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致力于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确保公平互利合作，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7月31日政治局二季度形势会布置下半年工作，强调“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二、当前市场上流行的三类观点：认怂论、强硬论和无视论
面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有一种悲观的“认怂论”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认为只要中国服软认怂，中美贸易战即宣告结束或重归于好。当年日美贸易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历时三十年，战场先后经历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半导体，一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9年签订《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方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但美方却步步紧逼，直到日本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宣告结束。
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而已。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
第二种流行观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强硬论”。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有种思潮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有实力在经济、金融、资源、舆论、地缘政治等领域对美方全面开战。这种观点是缺乏理性的自我膨胀，中美贸易战正是我们客观理性反思的契机，反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还有哪些不足？
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也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我们认为，无论是“认怂论”还是“强硬论”，都是被美方牵着走，中国应采取“无视论”的智慧和大局观，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根本上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内圣才能外王，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三、美国政界和商界对中国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美方认为中国的国企扩张、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窃取、投资限制、制造2025、保护主义补贴、尤其是中国对美国不公平的规则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警惕。
9月16日前美国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比较有代表性：
“我注意到中国的国企还在进一步增长。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
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是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需要基于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参与了中国加入WTO历时17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现在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太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2.5%。
还有规则的运用，怎么样对待国企，如何要求外企强制转让技术，以及一些歧视性的政策等等。从2001年以来，WTO本身也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看整体的投资和贸易情况，双方的条件确实不是对等的。所以，在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70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了。我想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增加对中美关系的压力。”
四、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
2、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6月2-3日市场充满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无果而终，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
3、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巨变：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为争取中国，中美关系破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谋求中国合作“反恐”，在美国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中美开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历次中美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有妥协有斗争，总体上中国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
5、知己知彼，客观了解美方诉求的代表性文献是：莱特希泽《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0年9月20日会议上的证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班农《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特朗普竞选演说、纳瓦罗《致命中国》等。
五、史蒂夫·班农在日本东京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已经清晰地传递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
史蒂夫·班农，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的演讲，以下为其演讲摘要：
1、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精英们长期一直错误的期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儒家重商主义模式。
2、因为中国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
3、中国的19大报告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个是5G网络，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
4、特朗普将如何能够做到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军事费用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
5、川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和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
六、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展示了美方鹰派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反思、认识和诉求
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和“广场协议”就是他的杰作。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他主张对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2017年1月3日，特朗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从美方谈判代表团队来看，纳瓦罗等是非常业余的，莱特希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顶级专家，从2018年5月4日美方提出的要价清单来看，大部分反应了莱特希泽的建议。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2010年《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十年来，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大部分没有兑现，美国批准PNTR（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是错误的：1）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与我们的WTO理念之间多么格格不入；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严重误判了西方企业将其业务转向中国并以此服务美国市场的动机；3）美国政府对中国重商主义的反应十分消极。结论是，作为一个总体原则，美国应当采取较之以往积极得多的方式。
2018年《中国贸易壁垒清单》：贸易壁垒、强制技术转让、投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内容审查、网络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政府补贴、产能过剩、网络侵权等。
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1）PNTR支持者承诺的经济利益未能实现。实际上，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了两倍，美国制造业也失去了几百万就业岗位。2）中国的法制承诺很值得怀疑，美国政府仍在就中国不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表达重大关切。3）中国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中国在关税壁垒、投资限制、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国企等领域对美方不公平，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制造业失业。
七、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大选期间的“初心”
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贸易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所得对出口部门有利，但将使得进口部门受损。以美国为例，在国际贸易中美国整体受益，支撑了高消费模式，但是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十分明显，在全球化中，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低端）受损，因此从2016年选战可以看到，硅谷和华尔街反对特朗普，而“铁锈州”支持。
“铁锈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给特朗普逆袭总统，而不是东部的华尔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胜选后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开始明确细节并着手实施，比如签署税改法案、加快加息节奏、收紧移民政策、对中日欧全面开打贸易战等。
我们在《如果希拉里or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策分歧及影响》《特朗普逆袭：这是“沉默大多数”对精英主义的胜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传递出的时代信号》《特朗普政策效果展望》《特朗普税改》等文章中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了特朗普大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及其后续推进。
1、财税政策：特朗普倡导减少政府开支，如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门的新员工招聘。特朗普财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减税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同时加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
2、货币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带来的扭曲，特朗普的言论表明未来可能调整低利率政策。
3、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更为激进，为保护传统产业，他一直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4、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应该放松金融监管，建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极端，他宣称当选后会在墨西哥边境筑墙，并驱逐1100万的非法移民。
6、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政策立场强硬。特朗普经常批评中国，将美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崛起。他曾表示，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力部署，威慑中国。
八、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让美国再强大”，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1、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2、特朗普政府四面开战，在外部提高关税，在内部大幅减税，这两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3、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4、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5、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日美贸易战并未根本解决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九、与流行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很快会结束不同，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1、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80年代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交换。
2、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业，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 Insight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18家，占49.78%；中国紧随其后，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为英国和印度，分别有13家和9家。
3、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持续上升，并且进军高科技，中美产业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性逐步增强。
5、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十、未来沙盘推演：
1、短期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中长期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2、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美方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3、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
我方应对：
1、联合东盟、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与欧盟、日韩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自贸区谈判，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2、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3、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和要素市场化、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行至中盘、转入稳杠杆，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宏观政策要放水养鱼，与民休息，轻徭役重民利；微观企业要广积粮，缓称王，度过金融形势的冬天。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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