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无语凝噎
完全“认罪”的卫哲也理解前下属们的情绪：“中国人不是患寡，患不均嘛。为什么他们（淘宝）没有处理呢？他们（淘宝）隔了一年才被处理，而且范围、力度比中供小很多。且中供是严格执行连坐制的。”
笔者问：“为什么淘宝没有像你们一样处理？”
卫哲答：“你得问（别人），我不知道。”
笔者说：“就你们这么轰动。”
卫哲说：“因为我们真的是价值观正，最根正苗红的。只有我们会采取这么激烈的举动。有些团队的价值观确实不如中供，所以他们的行动也不会那么激烈。”
阿里巴巴官方敲山震虎的动作、言语在集团内部层层传递后，形成了一个中供系人士极其不喜欢的氛围。一种偶像破碎时的快感夹杂着此前的嫉妒、现在的不屑等心理，出现在不少非中供系阿里人的身上。
他们抱持着看中供“老大哥”好戏的心态，茶余饭后聊着“当年这么受宠，马云那么重视，现在……”“‘省长’任黑名单发展，中供都不管……”“你们认为自己价值观很好、很忠诚，还不是出现这样的事情”等话题。
如果说其它部门新员工较多，不了解阿里巴巴的历史，此种心态或有出处的话，让人尤感心痛和心寒的是，前几年转去淘宝、支付宝等处的前中供系人马也如此看待现在的他们。
我很难还原当时阿里巴巴内部的闲言闲语具体为何，出自何种语境，是何语气。我也很难判断其中持看好戏心态的人有多少。因为面对受伤的人，旁观者本就难以把握评述时的恰当距离。
但情感冲击已然达成，多年来一直沉浸在“We are family”情绪中的李旭晖、干嘉伟等人倍感心酸。
“我们在中供这个团队的时候，教育的是大家在一个集团里，我们是老大哥，要照顾这些小弟小妹。今天老大哥出了问题，感觉小弟小妹好像在旁边有一点幸灾乐祸，有一点嘲笑。”前述阿里巴巴B2B公司离职高管说道。
种种负面情绪的包裹之下，很多被处罚的中供系干部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在李旭晖辞职当天，张卫华等人去办公室探望，在门口听人说李旭晖在里面“嚎啕大哭”。
多年后，李旭晖对大家认为他“倒霉”的观点不置可否：“你想去承担还不见得有机会去承担。我是更有机会去承担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我倒霉，我本可以躲掉，我可以躲掉的。我是觉得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去承担（责任）。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想。”
2011年3月，人心惶惶之际，阿里巴巴B2B公司召开全国经理会议以稳定军心。干嘉伟看着台下六七十位区域经理，一时间无语凝噎：“我是觉得大家受委屈了。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后备军。我是老大哥，很多人都是听着我们的分享（成长）……唉，也没什么，就是说不出话来，比较动情吧。”
王永森告诉笔者，干嘉伟的情绪很正常。“每个人都流过泪，不在这个场合就在私下的场合……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讲这些东西，很难跳出来……”
黑名单事发后，郑璐、张卫华等七个大政委聚会，席间谈及此事，群情激动，觉得不如集体离职拉倒。喝醉的郑璐嘟囔道：“千万不要走。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告诉公司、告诉集团，告诉马总，中供不是这样的，中供的政委不是这样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下来。”
大政委们并没有集体离职。张卫华不想以这种有损江湖名声的方式离职。这时候离职，他一则没想清楚未来做什么，二则显得意气用事。最后，张卫华回到了俞朝翎的浙江大区，担任台州的区域经理。
八、法理情
身为记者和创业者，我不能体会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采取处理措施时的心理。但以我的了解，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处理黑名单事件时确有难处。
比如让中供人很受伤的舆论氛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都很难控制。5000人的地推铁军，有近100名销售员涉黑，还有大约400人知情不报。
看比例，看绝对数字，跟同行比，这些数据其实并不算高。但对阿里巴巴B2B公司，对中供而言，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震撼数据。将之称为管理层没有坚守价值观，并不过分。
要知道，2007年英国买家协会事件的涉事规模远小于黑名单事件，但也让那时主管前线销售的副总裁吕广渝受到了连坐的降级处分。
那么退一步，官方判定与民间舆论之间是否可以存在一些出入？也很难。如果由集团来引导内部舆论，在那时发布中供仍是价值观典范的言语，未免尴尬。毕竟，“典范”正因黑名单客户而遭受处理。
再比如，黑名单事件的处理方案很难把握。因为对此事的定性不同，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介入后的处理措施一定会比事发前卫哲主导的处理措施强硬。这时，独立调查组、卫哲、马云需要向其他人传达清晰、明确的信号。
如果如李旭晖所想，他和卫哲引咎辞职已经足够，那黑名单客户最多的广东大区总经理扬子江该论罪何处？黑名单事发前，卫哲已经将其降职，再严厉一些似乎就是开除啊。
或许有更精细的处理措施，或许没有。这便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要做平衡时的难处所在：要做到符合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和长远利益，又要顾及这么多层次的员工的情绪。阿里巴巴如此庞大，力度小了，穿透效果不足；力度大了，员工要受委屈。
难以平衡时，便有了许多其它因素介入的空间。
马云知道，他的决定并不讨喜。他知道阿里巴巴B2B公司正在民怨沸腾。
应该是2011年3月的一天下午，马云给一直觉得“要不要这么（严厉）处理”黑名单事件的俞朝翎打电话：“你觉得怎么处理才更好？”
仍被黑名单事件的浩大处理懵住的俞朝翎说：“我也不知道。”
俞朝翎觉得广东大区确实出产了最多的黑名单客户，所以要以黑名单客户的数量来开除一位“省长”的话，那必然是扬子江。但俞朝翎认为，开除扬子江这种处理措施过于刚性，没必要。
“法、理、情，很难处理。”俞朝翎说自己想过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案，但是没想出来，“你没有比公司更好的处理方案，换成你，你怎么处理？其实每个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是马总，我怎么处理？”
张卫华说黑名单事件的处理过程、传递的声音，没有完全让他们信服这确实是一次需要跟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事件，“但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我们开始对一些事情有了怀疑，不像以前，我们说百分之百相信马云。（现在）开始有了一点点怀疑，但是我们也找不出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黑名单事件之后，马云与前线部队开会时谈了一句话：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台下的区域经理罗炜巍没听懂，他猜马云想说的意思是：一些事儿，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短期内有了很好的业绩，但背后就有黑名单事件出来，人员的价值观被稀释，要还回去的。
九、马云的损失
卫哲离职时告诉马云：“我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引咎辞职）对集团有很大的贡献，但对这个（B2B）业务的伤害是很大的。”
马云对此也表示心痛。他此前还曾在2011年1月21日的中供部门年会上告诉众人，“B2B不是《集结号》里面守在那里的谷子地！”
说这话时，他早已经知道了阿里巴巴英文站上存在骗子问题，也听说“直销上面有些地区带进了骗子”，但他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第二天，马云看到了蒋芳的群发邮件，由此衍生出了黑名单事件。
马云曾对《时尚先生》说，是身为阿里巴巴集团CEO的自己在承担黑名单事件的责任。因为这打乱了马云调整阿里巴巴集团布局的节奏，比如分拆淘宝的延后，比如身兼重任的陆兆禧不得不分身于阿里巴巴B2B公司，比如卫哲这等人才的离去。
“……卫哲的事情，不是卫哲在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是我。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很希望我离开，一了百了。我去度假，我到其它国家去钓鱼、打猎。少了个卫哲，把我给折腾死了，把老陆移过来……死去活来，外面人都不明白这种痛苦的。这才是责任。难道我今天要自罚100万，还是降两级？”
阿里巴巴B2B公司将不仅仅少了卫哲。想在商业世界里追求“We are family”的情感联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打造它极耗精气，建成后它却相对脆弱。
中供系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情感联系便这么断了。俞朝翎觉得断了也应该能接上，但是没人去做衔接的动作。他们变了，公司也变了。这种变化极具现实意义。
截至2010年，中供系内的人事变动或者是像罗建陆、陈国环、王刚等人被调去其它部门，或者是像祝孝平、邵军望等主动转岗，或者是被开除，或者就没转正。换言之，很少有人主动离职。
俞朝翎告诉我：“要知道，当时走一个人是很困难的。老板会来留你，但更多的是周围的平级、下属会来留你。他们舍不得你走。你知道那种根就在那里的感觉？你是真的很难走。”
阿里巴巴成名已久，但凡做出点声响的人都接到过很多猎头的电话。猎头奉上的是三四倍于阿里巴巴的酬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二心。
“一听猎头（电话），啪，挂掉了。因为心思就不在这个地方。要知道阿里就像大家庭一样，根本不允许任何人说阿里巴巴的坏话，也不允许有外界的人挖自己。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俞朝翎说，自己还会向公司汇报今日接到猎头电话并挂断，“就是非常纯真。”
干嘉伟认为中供系与阿里巴巴如同贫贱之交，如同糟糠之妻。“大家一无所有的时候在一起。公司很屌丝，你也很屌丝。慢慢的公司牛起来，你也跟着成长起来。公司发展得很好，你也得到了回报。”
在这个童话故事般的描述下，干嘉伟、俞朝翎等人多年来操心的无非是如何做好业务、带好团队。那些年间，干嘉伟时不时的会念想着某种永恒：“是不是就在阿里待一辈子？”
但既不是价值观典范，中供的业绩增速又慢，阿里巴巴似乎也不是那么认可自己。那么，走，也是一个选项。
说到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才是永恒。
本文插图均来自查尔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1883-1935年），美国精确主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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