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送来了最高等级的保护。外界的非议消失了。华大基因不仅免于一死，反而名声大振。中国科学院的高官随即表态：“既然打了胜仗，就别追究了。”北京市政府迅速展开行动，给予华大基因一笔5,000万元财政奖励用于偿还欠款。他们还在浙江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华大基因杭州公司，测序仪的数量也得以扩充。汪建似乎时来运转了。
那是一段单纯而美妙的时光。2000年年初，亚洲基因领域的领先者日本展开对水稻的基因组测序，华大基因试图与之一战，以此奠定其在世界基因组学界的地位。这对他们的挑战在于：科学领域同样遵循“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规则，而日本已经对此项目开展了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其次，初出茅庐的华大基因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但其并不具备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经验；况且水稻拥有4亿个碱基对，这是华大基因此前从未挑战过的工作量。但华大基因的论文于2002年4月23日率先出现在《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比日本早了一个星期。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生物科学论文。另一场交锋是在家蚕的基因组项目上。这次以日方的惨败告终，而且据说其项目组就此解散，负责人做了保洁员以表谢罪。
华大基因声名鹊起，并很快再次迎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垂青。2003年中国爆发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华大基因在拿到病原体36小时内，迅速破译四株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将全部共计30万份诊断试剂捐给政府。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听说后参观了华大基因。一些人告诉我，当时胡锦涛对华大基因所展现的科技力量及在世界上赢得的声誉表示惊讶，认为其应该进入到体制内部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随即，中国科学院与华大基因联合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给予其90人的正式编制，任命杨焕明为所长，汪建为副所长，按照局级干部发放薪酬。
汪建心怀感激地投身于“科技报国”当中。他们迅速展开诸如家鹅、大熊猫等更多物种的基因测序工作，并为第一个中国人（黄种人）的全基因图谱测序着手准备。华大基因做出这种大胆计划是基于当时新技术带来的设备升级：2006年，美国公司宣称一种能够将基因测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机器已经诞生。该设备将机器人学、化学、光学和计算科学融为一体，尤其是工业数码相机技术的巨大进展使得人们可以拍摄用于“读取”基因微小序列的荧光分子。理想状态下，这种设备的规模化应用甚至会将测序成本降低至过去的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历时十余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对一个人的基因测序花费了近38亿美元，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的出现意味着，下一个人的基因测序可能仅需要数天时间和3,000美元左右。这令汪建兴奋不已，他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3.
我与汪建的谈话从这场技术革命重新开始。之前，那位公关负责人插述了一段自己如何被华大基因的远大志向所吸引，进而辞去纽约令人艳羡的工作和生活来到深圳的故事。她逐渐把话题引向令汪建感到舒适的区域。
汪建讲述了一段早年求学的经历。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汪建以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由美国耶鲁大学于1914年支持创办的学校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医科大学之一（另一所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孙中山曾为这里题词，毛泽东曾在此主编过杂志。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汪建已经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十几篇医学论文，成为湘雅副教授的有力竞争者。他自称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对手。
他想强调工具的重要性。当时，世界银行赠给湘雅一台电子显微镜，汪建如获至宝。“我天天抱着，别人白天用，我就晚上干通宵。”他认为，工具是驱动一切变革最本质的东西。与化学和物理一样，生命科学也是测量科学。当人们尚未观测到纳米级的微观世界时，很多顽疾无法究其病因，更无从治疗和预防，只能凭经验去推测，甚至从神话故事和宗教中寻求安慰。“工具每前进一步，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汪建露出不可置疑的神情。
这解释了汪建为什么在2006年看到新的测序仪诞生时表现得那般狂热。他意识到，这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消费产品的问世一样，得益于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在数据处理能力和晶体管密度以指数级增长的同时，价格在加速下降。其结果是，如今你只需花费几百美元，就能将1980年代全世界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轻松握于手中。汪建笃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在基因行业重演。
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辞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报告，希望得到上级的支持以购买这种设备。汪建当时写道：“中国人近代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将尽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但别人并不这么看。当时在基因学术界存在技术路线之争：一些科学家主张借助计算机带来的大规模运算能力，以工业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派则信奉回归生物学本源，试图在科学实验中寻求突破。还有人提出“更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功能基因组”概念。这相当于从局部逐个突破，直至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第二代测序仪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这种机器虽然效率更高，但基于现行的数据处理方法，其产出的是一堆无用的垃圾。
汪建遭到了一致反对。中科院的专家认为他的计划过于激进，还有人说汪建不是疯子，就是个傻子。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汪建对采购这种昂贵设备表现出的急切，被怀疑想借机贪污吃回扣。他被人匿名举报，中科院随即成立调查组调查汪建。
华大基因过去常常苦于“报国无门”。该公司年轻的首席执行官尹烨在北京一家茶馆笑着对我说，此前破解SARS病毒时用到的病原体样本是汪建求着政府和领导讨来的。身为体制外的一家私营科研机构，在当时很难取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且在危急状况下，很少有人愿为汪建担保而置自己的仕途于不顾。尹烨至今难以忘记当时无意中看到的那个孤独背影——一个赤色黄昏，汪建登上华大基因的楼顶，仰天长叹……
当他们终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尹烨说，四年时间课题几乎全被中科院否决。“我们只得到极少的经费，但常常取得惊人的成果。”他认为这也导致他们被妒嫉，甚至被诬陷。现年39岁的尹烨大学毕业后慕名加入华大基因，正是在SARS期间他一战成名：在接到任务后14个小时内，尹烨将一份完整的实验报告送交到药监部门。他通宵达旦，“感觉时间在变慢，整个人进入了另一个空间。”第二天清晨，当时只有24岁的尹烨发现，面前的电脑键盘上落了一层头发。
我未能找到中科院当时的负责人。但一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我说，以汪建为首的华大基因团队年轻气盛，他们很多人都有过留学经历而显得骄傲自负；不讲人情世故，也自由散漫。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人是党员。其中有几人在上大学时辍学，还有人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这些让华大基因在当时中科院的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有成绩，但每年综合考评几乎都是垫底。到2006年时，情况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们的确太与众不同了。”他最后说。
这是汪建的至暗时刻。虽然调查结果最终洗刷了汪建的冤情，但双方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几经变故，华大基因的科研项目停滞不前，内部也开始出现摇摆和内斗。悲愤无助的汪建挂印封金，独自一人开了辆吉普车，从北京一路到了拉萨。当他爬上雪域高原抵达圣地布达拉宫时，已是那年的农历新年。在自由的崇山旷野和陌生的廉价旅馆里，汪建度过了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日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汪建推开北京华大基因公司的房门，对所有人说：“我们要去深圳了。”在尹烨的记忆中，那看上去像是一次突然而冲动的决定。汪建当时说：“要想一下的就别去了，赶得上今晚6点火车的就跟我一起走。”此时距离华大基因在北京创建已过去8年，而北京距离深圳2,200公里，相当于横穿半个欧洲。
后来尹烨得知，2007年元旦，王石问汪建要不去深圳？汪建回答，在深圳一个人也不认识。王石说他也不认识，但深圳有一个好处，这个地方不用认识人。
4.
鉴于深圳的历史，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当邓小平开始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这里成为了市场经济的首个实验区。玩具企业和跑步鞋制造商将大型工厂设在那里，工人也纷纷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后来，这些工厂中很多已关闭，它们的业务则迁到劳动力更便宜、成本更低且对污染问题不那么重视的地区。
深圳成为中国的科技孵化器。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加快了深圳转型的速度。科技集团腾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地方政府也在这种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向具备潜力的企业提供拨款，以及廉价的办公场所，同时缔造了一个延伸到香港的生态系统。深圳最初是很多科技组装企业的所在地，因此这里也聚集了许多熟悉这个行业的人才，他们开办了很多初创企业。接着，这些富有的企业家又孕育出风险投资业。针对规模较小且较为年轻公司设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侧重大型国有企业的上海证交所形成对比）让风险投资业可以将他们扶持的企业上市，创造一个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些最优秀的大学还在深圳设立了校区。
现今中国地方政府都在鼓励创新，但深圳还能容忍失败。他们不会轻易抛弃那些曾经失败的创业者，并给予他们资助。其中就包括汪建和他的那些追随者。
2007年年初，他们决定从中科院净身出户，并离开北京，选择在深圳重建华大基因。关于这次出走，汪建称当时的确“有情绪”。但他也说，一些善后事宜上，中科院领导体现出了大度。但在今天的华大基因内部，多数人坚定地认为，没有这次出离，就不会有今天的华大基因，更不会有他们后来创造的所有成就。他们称这和联想后来在个人电脑领域获得成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自我放逐，远离了传统的政府和科研体制。”英国《金融时报》在对华大基因的报道中提到：“高层最终原谅了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让中国面子上有光。”事实上，2003年时由于编制人数之限，华大基因有多半员工仍在体制外未能进入中科院。汪建那时也不知是福是祸，算是留了条退路。2007年，500人留在了北京，最终有90人跟随汪建来到深圳，他们大多是体制外员工。
深圳适合汪建。他惊异于这里的美丽：开阔浩渺的海湾，青秀娟丽的山脉，温润的海风，花开四季。他甚至被这里人的生活方式吸引——节日里，即使那些并不富裕的农民也会在家中插满鲜花。他们在深圳东部远郊工业区租下一栋废弃的旧工厂。华大基因的首席运营官杨爽回忆道：“我推开这里的门，地上有厚厚一层土，窗户爬满了蜘蛛网。”他就坐在这间工厂三楼的工作区对我说，深圳市政府当时提供的条件并不比别的地方优厚，领导层也对他们这群“逃离”北京的科学家心存疑虑——甚至开会讨论汪建到底是“骗子”还是“疯子”。“他们不缺GDP，但对高科技保持敏感。”杨爽相信，在那个年代，这些官员们对基因几乎一无所知，但隐约感觉到越是听不懂的东西或许就是未来。他们愿意为此下注。
很快，华大基因就把旧工厂变成了生物实验室。这里看上去更像传统的数据中心。在一个1,000平方米大小、笼罩着幽幽蓝光的车间里，他们塞满了计算机和测序设备，包括10台第二代测序仪。
华大基因向深圳市政府夸下海口，称将为这座城市在未来五年内带来十篇《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官员们并不知道这种论文有何价值，也从未有人以此为筹码换取政府支持。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生物科学领域深圳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论文，整个广东省从新中国建立至此也仅有两篇。事实上，在这两本全球最具名望和权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者或研究机构是否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标尺，也是其获得认可、晋升甚至是资助的权杖。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许勤随即向华大基因许诺，如果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2008年，由华大基因撰写的一篇长达七页（《自然》杂志文章平均篇幅不到三页）、名为《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的论文赫然出现在《自然》杂志的封面上。该杂志称，华裔占全世界人口的30%以上，这篇论文具有“非凡意义”。这是“炎黄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由华大基因于2006年提出。当时他们身处中科院，项目一度搁浅。深圳欣喜若狂，并很快兑现了共计近1,000万元奖金。2009年，华大基因一连发表了7篇同等量级的论文。2010年有23篇，2011年达到51篇。这80余篇论文规模超越了整个珠三角地区过去一百年的数量总和。折服之余，许勤觉得已难以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以示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