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这带来了汪建身份的转变。此前多年，他以科学家自处，拒绝取悦资本和大众，从未将自己视为商人。华大基因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实验室。只不过它规模庞大很多，且不需要资助。向其他科研机构提供基因测序报告是华大基因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但产业化大门的逐步开启，令汪建不得不兼顾商人的角色。
为了筹集足够资金收购CG公司，汪建第一次敲开了资本的门。2012年年底，华大基因出让了旗下华大科技有限公司42%的股权，换取包括红杉、软银等多家投资公司共计14亿元现金。彼时中国银根紧缩，很多投资者都囊中羞涩；基因领域在中国尚无融资先例，投资机构出手谨慎。但汪建态度强势，对公司作出高达30亿元的估值在当时看上去几乎是天价。汪建对我说，若不是迫于收购的压力，他绝不会将股权交给资本界。
五年后，华大基因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鸣钟交易。半年之内，其股价最高时达到262元，是发行时的15倍。公司市值很快超过千亿，汪建的身价也随之飙升至数百亿元。他却表现得波澜不惊。一位目睹了华大基因股票开市过程的记者对我说：“汪建当时看上去就像一个无关者。”敲钟一刻，汪建把机会留给了几位遗传病患者和关怀残障群体的代表。在股东高管一起合影留念之际，众人涌上舞台，闪光灯亮起，汪建却独自退去。有人试图挽留他，汪建挥一挥衣袖，消失在一旁的黑影里。会后接受采访，他在宣扬了一番自己对金钱的淡漠后决定提前离场。汪建最后说：“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商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具有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转化成商品或产业的天赋。尤其在最近20年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催生出一批改变世界的成功商人，特别是那些出身平凡的人。他们的光芒超越了当今的体育明星、艺术家、科学家，甚至宗教和政治领袖。商人的崛起，自然将商业行为推崇至一种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贸易已经取代战争，成为平衡这个世界复杂关系的最佳途径，甚至常常被用于解决那些政治、法律和道德都难以完成的命题。这在中国亦有显现，顶尖商人近年来投身于扶贫运动就是有意思的例子。有时，甚至凸显出一种极端的对照——仅仅在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还对商业和财富完全是另一种看法。
汪建并不信任商业。他在采访开始就对我说：“企业就是有企图的业务。”一旦这个企图是由自私、贪婪或者仇恨所驱使的，那商业所制造出的只有灾难和不公。自上世纪以来的石油和金融危机、区域性的饥饿与贫穷、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都与商业发展有关。商业的逐利性导致它实现社会价值有时只是一种手段。尤其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商业及经济学理论有时也显得冰冷——它夹杂着战争思维，也会变成一种区域竞争的武器。学医出身的汪建认为工业时代产生的悲剧不应重演，特别是在基因科学所服务的生命健康行业，商业化并非是一条完美路径。
他试图打破商人的某种思维定式。汪建曾经询问比尔·盖茨：“挣钱和花钱哪个更容易？”对方答道：挣钱容易花钱难。清教徒出身的比尔·盖茨是今日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在退出商界后专注于慈善以及探索人类的未来。汪建自认为参透了成功商人们的人生路径——从最初的一项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创新起步，集合资源将其产业化并赚取财富，最终又将财富回馈社会和大众。他说，大家公认的伟大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这种三部曲走完人生。尤其是他们最后的选择都是人性的显现，甚至是在弥补之前的过错，或者赎罪。但依照比尔·盖茨的回答，反哺社会也非易事。有时一些商人还未来得及达成夙愿便遗憾而终。汪建表情认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同步呢？能不能把回馈放在第一位？”
汪建巧妙设计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他常常对外宣称，将民生服务置于首位。“能不能让全中国的孕妇都以极低的价格接受基因检测？这样中国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傻孩子了？”汪建说道。这种符合政府期许，也有利于大众的切入方式，将为华大基因带来一个可以预期的数据大平台。在此平台上，其有可能创造基因科学真正的大繁荣。而按照汪建的说法，这最终又会服务于大众而形成一个循环。该公司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就是这样的例子。汪建称，他们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说服一些地方政府，将这项检测服务纳入医疗保险报销之列。这意味着当地孕妇可以免费接受基因检测，而像唐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等遗传疾病或许很快就会在这些地方消失。接下来，华大基因把采集到的血样送到实验室进一步对比分析，这将有可能带来其他疾病的发现和诊疗——比如从孕妇的血样中还可以得知其乳腺癌的发病几率。汪建并不否认将从中获利，但他说：“能不能少赚点钱？”足够支撑公司运转是他的上限。
批评者并不觉得汪建有多么高明。公益、民生甚至是扶贫在今日中国商界，有时只是商人换取政治保护和商业利益的工具，这被看作向权利献媚的行为。另一方面，反商业化在今天也是商业化本身的一件利器，甚至渐成主流。这极具讽刺意味，但在很多行业都有体现。在电影业，一些商业片导演开始以艺术片之名，换取更大的票房收入；消费品领域，挑战大众审美的小众产品越发受到欢迎。从这个意义上，像鲍勃·迪伦和乔布斯这样的叛逆者起初都是受益于此。
这令汪建的言行有时看上去显得拙劣。他直白地表达和过分地强调，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他破坏了在商言商的规矩。坦诚地说，快捷获取基因数据的意图在汪建的商业模式中非常突出。但不可否认，让大众以低价甚至免费接受基因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消灭那些可怕的疾病是一项正义的善举。相形之下，一些富豪在积聚了用之不尽的巨额金钱后所做的慈善，显得迟钝而割裂。汪建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偏执，还有他所宣称的对金钱的淡泊，让商业更加道德、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如此有争议人物的原因。
8.
汪建的初心是建立一家非盈利的科学组织，潜心做研究，有朝一日振兴民族。归入体制或者接受政府资助是他最初所信赖的路径。但2006年与中科院的决裂，汪建的计划宣告失败。这让他南下深圳进而开启自下而上的商业化，看上去是一种被迫之举。而他后来表现出的所有挣扎与抗拒都根源于此。
他至今相信威权体制的力量。汪建向我讲述了中国消灭天花病毒的故事：上世纪中叶，这种历史上共计夺走5亿人生命的古老且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疾病肆虐全球。1950年10月，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全面接种天花疫苗。两年内，接种人数达到５亿。不久，这种病毒就从中国消失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媒体、公益组织、政府多方努力下，天花仍旧持续存在了三十年。直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人类战胜了这种疾病。中国当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你想想1950年的中国和共产党正在经历什么？”汪建说道，“政府一句话就把这事干了。”那时，建立仅一年的新中国正在向朝鲜派兵，西藏和海南尚处战争；数年的战火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人均GDP不足200美元。汪建声音低沉，自言自语道：“现在回看这件事情，你说谁起的作用更大？是媒体、社会团体、公司、资本家，还是……？”我承认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事情上，威权体制有着不言而喻的惊人效率，这常常令西方民主国家望尘莫及。一些人认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崛起也是有力的证据。而汪建坚信，基因科学面对的公共医疗领域永远也不可能绕过政府。
我意识到汪建话语背后的复杂情绪。他认为当下处于基因科学大爆发的前夜，错过这个机遇中国又会陷入被动地追赶。因此他近来频频出现在那些让他并不舒服的媒体面前，或是嬉笑搞怪，或是声嘶力竭。也许他期望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有朝可以看到他的成就，听到他的呐喊。他一面为当初脱离了体制的束缚而感到庆幸，也可能为远离政治产生的疏离感而暗自神伤。这是属于汪建的“围城”。你也可以认为一个曾经的反叛者变成了拥护派，并将他推崇有道德的商业化、选择从民生和公益入手看作是一种精巧的设计。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对于坚硬如铁的汪建，这种妥协让人动容。
汪建身上残存着时代的影子。他符合九二派企业家的鲜明特征——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一批在中国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供职的知识分子于1992年前后辞职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此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博士。有人把他们称作“士大夫”，身处商场但深谙体制，曾对政治心怀抱负，习惯于宏大叙事，有兼济天下的情怀。这些人是此前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和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在远离体制后他们心中都有一缕难以言说的“乡愁”。而汪建远居深圳一隅，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或许让他更感孤寂。
汪建1954年生于湖南省怀化市，父母是地方政府的干部，因而汪建常常有零用钱请小伙伴们一同吃喝玩耍。加上他天资聪颖，甚至有些狡猾，汪建一直是同龄人里的孩子王。12岁时，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逐渐表现出失控。汪建记得有天母亲告诉他，父亲被人抓走了，而自己很快也会被带走。母亲把家里的积蓄交给汪建，嘱咐他设法藏起来，以备急用。不久，汪建也被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他在缺吃少穿的田间地头度过了整个青少年。如今谈起这段经历，汪建却表现出轻松。他眼睛闪着光，手舞足蹈地向我讲述了如何“监守自盗”弄来大米，以及上山下河，捉老鼠、吃狗肉的趣事。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这般惬意。上世纪的那场政治运动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并造成或大或小的创伤。至少汪建对于金钱的不屑一顾就是那时埋下的种子——此前优渥的家境，以及母亲留给他积蓄，都可能瞬间化为乌有，而饥饿、寒冷带给他肉体上的折磨却是真实的。这也造就了日后汪建所称的“健康、快乐、长久”的人生观。
我想起对汪建的最初印象。那是在几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里，汪建慷慨激昂地宣称他所追求的是人类终极目标——掌控生老病死，实现两质永葆。我几乎没等他讲完就关掉了节目。在我看来，他怎么可以替地球上存活着的70亿人做主，去定义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倘若从古至今的人们都是仅仅为了长生不老，怎么会有辉煌灿烂的文明？而那些最让我们为之骄傲和铭记的，不正是一个个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人吗？我那时觉得汪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粗暴无情。但后来，当一些我所尊崇的长者逐渐辞世，尤其是亲人从身边离我远去，有一刹那，我动摇了。我想起来汪建所说的话。
9.
汪建最有可能输给自己。他身价百亿，却对物质生活兴趣了然；他狂热追求身体的健康，将情绪和杂念抛之脑后；他严格地审视自身，对外界的评价不屑一顾；他单纯地崇尚科学，对宗教和玄学嗤之以鼻。重要的是，他也这样要求身边的人。
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没有保留地投射于这家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建筑里的陈设与文字，一花一木无不体现着他的意志。深圳国家基因库进门处高达5米的史前猛犸象雕塑上写着“永存·永生”，按照DNA结构设计的宽阔扶梯螺旋攀升至顶层，位于建筑三层的巨大中庭里遍布兰花、猪笼草和绿萝。暖黄色的灯光下，高达20米、形似电梯间的玻璃装置里种满了层层叠叠的新鲜蔬菜。中庭尽头是一面巨型波普艺术风格的板报墙，上面写满了汪建对这个世界的洞察与预言，很多句式来自于汪建对毛泽东语录的改编。他的哲学转化成员工的行为规范：这里没有人穿西装系领带，谈论八卦和星座被严令禁止；会议室的桌子上摆满了握力器，如果你手无缚鸡之力意味着将没有发言的权力；电梯里几乎空无一人，爬楼梯才被认为是有利健康的方式。
汪建在破除了过去很多组织繁冗不公的教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建立了新的教条。华大基因虽已是拥有近万员工的大公司，但其内部管理却遗留着诸多创业公司的习气。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过去让你获取成功的因素往往也会变成陷阱。另一方面，在一些旁观者眼中，汪建虽自称已经不问琐事，但他在华大基因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缺少制衡和挑战。他们担心汪建一旦犯错，将会给这家公司带来致命一击。
有人说，华大基因的一些高管就是因此离开的。2010年之后的五年中，该公司的几十位中高层管理者相继离职创业。一份流传于网络的名单显示，这样新近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接近三十家，且大多开展与基因研究、服务相关的业务，并对华大基因展开围攻。我在北京和深圳见到了当中的不少人，他们年轻、富有活力，而且都对自己与老东家的竞争显示出信心，但没有人声称要取代它。另一方面，除过资本的驱使和诱惑，很难找出一个共同的理由令他们当初选择离开。汪建与他的门徒们也保持着一种融洽的默契。
最著名的离职事件是关于王俊。在2015年宣布辞职以前，他是华大基因的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被认为是汪建的接班人。现年42岁的王俊参与了华大基因的创建，且在此后的多次学术突破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还主导了对CG公司的收购谈判以及华大基因的产业化。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王俊是个天才。这包括汪建。王俊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当他的同学依然拿电脑作为大型计算器使用时，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教电脑学习——他构建了一只数字化的瓢虫，试图从自然界的瓢虫那里学习觅食，那时他只有20岁。
离开华大基因后不久，王俊创建了一家新的生物科技公司，且得到了腾讯公司提供的10亿元投资。我在深圳西部的一处后现代感的写字楼里见到了王俊，他身材高大，驼色的高领毛衣和浅蓝色牛仔裤让他看上去就像是电影明星。王俊花了很长时间向我描述他想创造的那个未来，对与他辞职有关的话题却欲言又止，也避免对汪建作出评价。在中国商界，从柳传志与孙宏斌、到马云与卫哲，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其中的复杂滋味或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王俊最后对我说：“在一起16年，我跟老汪有许多地方很像，但又有很多不同。”
我以为王俊对于汪建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汪建却笑呵呵地说：“孩子大了，希望走出去，谁都没有错。”他接着自嘲道，“我家闺女我也管不住啊。”然后，汪建像一个老顽童那样做出夸张表情，并对一旁的公关负责人笑着说：“下回给我准备一个细瓷瓶，插一根柳枝进去……让我一路把知识和人才撒向人间。”他的大笑听上去有些空洞。
这让我想起尹烨所讲的故事：在参与SARS病毒防治期间，尹烨一直冲在最前线，与病人一起被隔离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康复医院。这意味着，他也有随时被传染的风险。而在尚未找到对策的一段时期里，感染即意味着死亡。当最终顺利完成工作返回公司后，尹烨才从同事那里得知，汪建此前专程找到院士钟南山，为他争取到几支用于危急时刻保住性命的抗SARS血清，并一直保存在自己身边。“老汪就是这样的人。”尹烨对我说，“你看到的都是他的严厉，但其实他会默默付出，不会告诉你。就像父爱。”
“汪建孕育了这个行业，并主宰它、守卫它。”另一位从华大基因离职并开创了自己事业的前高管在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这样对我说，“即使未来汪建不能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甚至有天一败涂地，他也已经是个英雄了。”他停顿了一下说：“英雄皆毁誉参半。”
事实上，我眼前的汪建无比虚弱。数场会议和连续十几天的舟车劳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咳嗽。采访的后半段，咽喉的疼痛让他几乎失声。即使这样，他仍然多次拍案而起。但当我最后问他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汪建才压低声音说是母亲去世。但真正为了事业还是在18年前，因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华大基因的那一刻。“那时王俊在那喊，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启动！我想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事情，我们这几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他告诉我，自己后来这一路的经历其实仅有一句话——“错把国事当家事，惹出众多啼笑皆非来。”这让人不忍问他是否心中有悔。汪建一边起身离开，一边解释道：“其实就是哽咽了一下，我怎么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