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宁讲的非共识，是个微妙得多的概念，是在原来社会的共识里面，突然跟大家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那个瞬间有点像孩子离开母体、分娩降生那一刻。孩子的感受是，这一刻受到了母亲的排斥，来到孤独的、寒冷的世界，他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压得他要大声啼哭。但很快，他就会被母亲拥入怀抱。所以，这是两个过程完整地、连续地被接在了一起。从被排斥到被承认，从脱离共识到再造共识。整个过程，才叫非共识。
这好像是在讲一个陌生的词。但其实，各行各业都在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话诠释这个非共识时刻。
比如，投资人张磊就说过一个词，叫“傻瓜窗口”。什么意思？就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大家觉得你的商业模式非常不靠谱，非常傻。这就对了呀。在别人看不起、看不懂、觉得你不靠谱的这段时间，你有机会积累用户、试错，并且创造出一定的壁垒。紧接着，有人认可了。这段时间叫“傻瓜窗口”。
政治家罗斯福也有一句话：“你一心想领导人们前进，回头一看，跟着的人却一个都没有，真可怕呀。”伟大的政治家从来如此。从自己提出一个主张，发现没人跟这个可怕的时刻，到众多的人追随，你成了领袖的这个时刻。这段时间窗口，也是非共识。
我们这一代人提起创新总觉得特别高大上，或巧妙新奇，或震古烁今，一旦出现，大家恍然大悟，疯狂鼓掌。但是在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么？创新者往往承担了超出想象的压力。梁宁之所以说创新过程是一个“非共识”的过程，是想强调，穿破当下共识难，承担当下共识的压力更难。
今年我经常跟人谈起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很自豪，在木板上刻字、刷上油墨、盖上纸，不复杂。但是这事不能细想。
中国人至少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一项传统，把经书刻在石碑上，刷上墨水，拿纸把它拓下来，把经书复印走。那你说这和印刷术有什么区别呢？你要非要说区别的话，它跟印刷的区别，就是一个竖着放的板，和一个横着放的板，就这么点区别。捅穿这么一层窗户纸，用了400年。
从汉代到唐代，漫长的400年啊。我们老祖先在干什么啊？他们脑筋怎么就这么慢，怎么就捅不破这层窗户纸呢？
再一深想更可怕，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会刻印章了。印章不也就是在木头或者石头上刻好字、刷上油墨、盖在纸上、把字复印出去的技术吗？它和雕版印刷的区别好像也不大，一个是纸在上面，一个是纸在下面。为什么从印章到雕版印刷术居然花了好几千年？
是我们中国人笨吗？不，就这还是中国人老祖宗先发明的呢。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几千年都盼不来那一线划过它的光明。你就说，创新难不难？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创新的现场，才能观察创新。才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艰难，和突破之后的震撼。每一项创新，在它诞生的那一瞬间，都好像是突然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长夜。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每天都有好多创新，不是说创新容易，只不过这样的点灯时刻变得越来越多而已。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明朗的白昼，其实是由无数盏这样的灯彼此辉映而成的。
就在我自己这短短几年的创业历史上，其实就感受过好几个这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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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自己这短短几年的创业历史上，其实就感受过好几个这样的时刻。
给你举个例子：
2015年8月，我们公司想做个新产品，拉了个群。我把自己的好多设想，关于这个产品的很多描述，在里面说了又说、讲了又讲，但是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是懵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做出来是什么。
我们只好取了一个群名，叫“音频怪物产品群”。“音频”这两个字，是我们当时唯一想清楚的东西，但是“怪物”这两个字，才能表达我们当时所有同事对它的感受。
三个月后，2015年11月，这个产品上线了。那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得到App。
几年之后，当得到App被市场初步认可之后，我知道了两件事：
第一，一个创新的想法，在它冒头的那一刻，连亲爹亲妈都觉得它是个怪物；
第二，如果它后来不被社会接受，它就真的是个怪物。
这两个逻辑结合起来理解，才是梁宁说的“非共识”。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也就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他有个说法，叫“科技三定律”：
“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