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一个古老的、地缘性的商业图腾，伴随着中国的开放、经济的复兴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野。
在历史深处，士农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挂着红灯笼的晋南深宅大院里、在黄土飞扬的百里秦川、在灯火通明的外滩、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们也曾呼风唤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经济民生。他们筚路蓝缕、敢为天下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2017年10月，大会前夕，一份《意见》牵动众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规格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地位，随后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呼吁“脱虚向实”的关键年，也是民营经济利好消息频出的一年。
把目光从顶层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关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发，仅2017年，粤商、浙商、贵商、西商、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商帮已经或即将召开会议论坛，政府出面做东，不乏省委书记、省长出面站台，意在重振这些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创业精神为内涵的商业集团。
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至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颇负历史盛名的商帮早已走进现实，它们几近勾勒出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它们也正是当今互联网三大巨头BAT背后的三大帮派：晋商、浙商与潮商。
一
但是，三大商帮的江湖地位却并非平起平坐。在BAT连接一切的当下，风云动荡用下面这张图来讲述一点也不为过。
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的格局，百度这远不及阿里、腾讯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尝不是晋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开放初期，远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诚早完成从学徒、工人、推销员到塑料花大王的进化，成为了首位收购大型英资商行的华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宁波人包玉刚用50年的奋斗换来“世界船王”的宝座时，温州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沿江海而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小商户。
深居内陆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国家放开煤炭产业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营化以及乡镇小煤矿遍地开花的“黄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财富呈几何级别暴增的煤老板，身份与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国催生了“暴发户”这一阶级。
如今，2017年胡润全球十亿美金富豪榜上，海内外潮商上榜62人，财富总额15873亿元；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国内浙商上榜达263人；那厢，煤老板们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组后变得无所事事，消失之后，只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新晋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彦宏、孙宏斌，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祖籍，重构新晋商，找回了霍英东与郭台铭。
为什么潮商、浙商之中能诞生两个四千亿元级别的企业，有名震海内外的企业家，而山西本地的晋商帮却尚不能够？
每个帮派都流淌着先人的商业基因、经商信条和精神气质，探究这个问题，多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