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大商帮的做派，体现在与官员的距离感上，是更相信“看不见的手”还是相信“看得见的手”。
新晋商重政商关系，是最敢高调碰政治的中国商人，这或许与晋商从事资源型产业的相关性极大。
从明清时期的盐商，到现代的煤老板，晋商远比其他地方的商帮更具资源优势，但也是这些资源将晋商推向“官商结合”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贸易深受政府一举一动的影响，给予“盐引”专营权、给予“煤矿牌照”的权力也在政府手中，与政府搞好关系成为晋商必修课之一。所以从古至今，晋商都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赖，他们信奉着“诚信”的信条，也信奉着“特权”。
煤老板的起落如此。贾跃亭概莫能外。凭借“西山会”权力与资本的扶持，乐视的估值能在一年内超 500 亿人民币；当权力崩塌时，乐视也可以在几天之内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时局变迁，押注在权力上的资本终是难逃过眼云烟、黄粱一梦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东方犹太人”著称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浙江与潮汕地区向来地少人多，无法靠天吃饭，当地人只能选择离乡背井去谋生。敢冒险、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才有可能杀出血路。
与浙商存在微妙区别的是，潮商会选择低调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远的潮汕地区，宗法有时比法律更权威，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更善于在法律的框架边缘寻求空间。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是政治与商业的时势造就，囚徒首富黄光裕难逃政商纠缠，人民网三批王者荣耀之后，小马哥不得不低头走进人民网办公大楼，潮商的触角其实并没有远离政治。
相反，浙商则一度刻意表现出远离政治。巨额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请发达的民间社会参与决策，主动向他们问询意见。要知道，温州地区的民间自治相对发达，早早就懂得抱团，莫说大富豪，就说小个体商户的势力有多大，从淘宝的浙江卖家数量就可以看出。
从BAT的总部设立地点，我们也多少可以窥见一二。海归派李彦宏将百度总部设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绝的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回老家创业，才有了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头的IT程序员小马哥接着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改革前沿阵地深圳风生水起。
在市场经济的大局之下，渴深处大陆腹地、渴望在官方层面得到认同的晋商与潮商、浙商这些市场化、国际化的实用主义者的竞争，注定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