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的朋友圈以返乡青年创业者为主，如今，他的同学大多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几年，他看着同学搬回3D打印、健身器材的店铺，生意寥寥。“大家都觉得这些产业是朝阳产业，一股脑儿地把钱砸进去，却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人群。”
他说，有意愿创业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可市场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
有整整一年，李杰泡在饭桌上，被“朋友”带着搞投资。年末，他发现自己错过了VR技术的兴起，错过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浪潮，像完全被隔绝了一样，在互联网行业固守着老本。
他发现，自己被行业狠狠甩开了。
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李杰的肩膀曾在南方城市工地日复一日扛起六七十斤的重物，他的双手也曾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组装成千上万个电脑配件，这个不怕吃苦的年轻人很想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
他瞅准了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向这个小县城的商户推出地图标注的服务。
这个项目遭冷遇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有本地商户跟他说，“小地方用不着这些”，还有人说，“你添加可以，但不能收我的钱，我哪儿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可以先添加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再给钱。”李杰的姿态也放得很低。
真的有商家添加后拒绝付款。那是一家电脑商店，对方说，看不出这项服务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这个钱，是不打算给了。吃了无数次类似亏的李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跟对方说：“行啊，那我就在软件上把你们店的地址改成附近电脑店的。”
对方最终给了钱。
但这个项目李杰没能坚持下去，这个曾梦想着要在小城扎根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累了”，“没有动力再拼了”。
回乡前，他给公司取名为“戈壁”，意思是希望在“狂风呼啸、土地干涸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展现异于常人的生命力”。跌跌撞撞一年多，他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公司似乎真的长在了一片戈壁滩上。
在他和张成加入的那个青年商会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一个年轻的姑娘开了茶楼，却被各式各样的朋友赊账，到最后，店铺直接拖垮了。
会长张成曾经也加入了这个讨账大军。他的茶楼没开多久，却多了很多笔赊账，最后倒闭时一清点，竟然赊了70多万元。到现在，还有6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小城市没办法啊，你不赊账谁还会来照顾你生意。”张成说。
这个在深圳安排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生意的创业者，在过去的那几年，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车穿梭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他不是正在要账，就是在去要账的路上。
青年商会的会员胡伟深有同感。这个90后创业者模仿大城市的优惠券，提出只要在KTV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张用于酒店的38元代金券。一开始，效果不错，可没几天，就有顾客说自己没带代金券，或者说不小心把优惠信息删掉了，一定要享受38元的优惠。
胡伟当初为了开这家酒店，外出考察了好几个月，几乎把周边大城市的各色酒店睡了个遍，他亲自参与设计、装潢，一点点把酒店打造起来。
他很想硬气地坚持原则，冲着这些顾客吼一句：“没券就不行！”
可他不敢。这个县级市的市场太小了，“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下一次一定不会来的。还有那么多酒店等着住呢。”
他妥协了。
胡伟刚加入KTV市场时，还能保证供需平衡，“包房数量刚刚好”。眼瞧着胡伟挣了钱，小城的好几家KTV像是在一夜之间就修起来了。
商业竞争不断加剧，这个年轻人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他一点点放弃了曾经最为重视的服务质量。“他们一便宜就是便宜一半的价格，我一千他们就五百，啤酒还随便喝，这样谁耗得起？”
他精心设计的服务元素轻而易举地被恶性竞争冲散，这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点点消磨了胡伟的信心和动力，所有人都很难挣钱，而他“毫无办法”。
他偶尔也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去了省城武汉创业，是不是就可以纯粹一点，少一点妥协，能遵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店，就靠口碑揽客多好啊。”
张成不惧这样的竞争。他在深圳14年，干过餐饮、做过医疗器械，深谙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他和胡伟等几个返乡青年一道，加入了几个土生土长商户的项目，开餐饮店。
最开始那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守在餐厅当服务员。胡伟则坐上饭桌，每天陪不同的客人喝酒。餐厅的生意很好，张成一度觉得自己走出了茶楼赔钱的阴霾。可突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商户强令年轻人拿着本金退出，他们看餐厅营业顺利，想独吞这份产业。
这群后知后觉的返乡青年创业者就这样被偷走了果实。
张成后悔不已。当初签订合同时，他想拿出自己在深圳创业的经验，跟这些本地合伙人好好谈谈退股的条件和规则。在深圳，双方一般会通过详细的合约来约束股东的行为。
可对方说：“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还没合作就想着退股呢？”前辈训斥道。
因为担心不让自己入股，也担心真的撕破脸皮，张成最终妥协了。
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街道依旧车水马龙，挂着商会和餐厅名字的几个镏金大字还突兀地留在墙上。
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