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的金融大时代

来源:饭统戴老板

风水学是华夏民族的一门古老玄术，起源于先秦，定型于唐宋，鼎盛于明清，传承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但时至今日，全球华人圈中对这门堪舆相地之术最推崇的地方，早已不是其诞生的中原腹地，而是西化程度极高的香港。

香港的各个阶层，上到高官巨富，下到贩夫走卒，都已将风水纳入港岛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置楼开业，还是起居陈设，都有风水上的微妙讲究，甚至连维港两岸天际线的高楼巨厦，也深谙风水学的掌故和理法，这里面最为港人津津乐道的，当属矗立于港岛中环的汇丰银行大厦和中国银行大厦背后的风水交锋[1]。

作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从1865年开始就在港岛海边购买地皮，兴建雄伟的总部建筑。其面朝九曲来水的维多利亚港，与九龙半岛的尖沙咀隔海相望，聚水纳财，一直都是香港风水最佳位置。在这块宝地上，汇丰银行先后建设了四代总部大楼，每一代都是香港乃至远东地区的地标级建筑。

最新的一代大厦于1981年7月重建，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著名建筑大师Norman Foster操刀设计，拥有46层楼面和180米高度，耗资超过10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昂贵的建筑物。这幢大楼是西方建筑学界“高技派”的代表作，但大量细节却遵循了中式风水规则，吸财避煞御气，成为让传统风水圈交口称赞的标杆佳作。

汇丰大厦代表的英资力量，主导了1980年代之前的香港金融版图，但它们的地位就像这个精心谋划的风水局一样，随着更强大力量的出现而遭到打破。

1982年9月，刚刚从马岛战争抽身出来的撒切尔夫人访华，与总设计师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随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以11亿港币的价格，拿到了汇丰大厦旁边的一块土地，用于建设总部大楼。这个价格远低于当时的市价，被认为是港英政府向大陆示好的行为。于是，在中英两国紧锣密鼓的谈判期间，这栋极具政治意义的大楼开始规划建设。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并非等闲机构。1950年1月，时任分行经理的郑铁如顶住了孔祥熙的命令和毛人凤的威胁，通电宣布归属中央领导，为新中国保住了珍贵的海外金融资产，并在日后突破禁运筹措外汇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郑铁如也因此受到中央领导的尊敬和器重，1973年他在香港逝世，总理直接派专机接回国并安葬八宝山。

不过尽管港英政府打折送人情，中银香港拿到手的土地面积仅有8400平米，且三面被高架道路环绕，设计难度非常大。

为此，中银香港聘请了华裔建筑大师，同为普利策克获得者的贝聿铭。贝聿铭的另一重身份是中银香港的“职工子弟”：早在他出生的1917年，他的父亲贝祖诒便奉命来到香港，担任中国银行香港分号第一任经理，是这家银行名符其实的创始人。这块弹丸之地的设计任务，不仅仅是贝聿铭父亲老单位的重托，也暗含着中央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和抱负。

1985年，在Norman Foster的汇丰银行大楼落成并广受赞誉之时，预算只有前者七分之一的香港中银大厦在几百米外破土动工，并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在大楼最终落成之前，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便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设计定稿中的中银大厦，宛如一柄寒光闪闪的钢刀，拥有三面锋利无匹的刀棱，将中环稳固的风水气场搅得天翻地覆。

这三面刀棱，一面指向隔壁的汇丰银行大厦，一面指向远处的香港总督府，一面指向英国驻扎在港岛的军营。客观来说，贝聿铭的设计方案首要考虑的是建筑的外形和结构，搅乱风水局显然不是有意为之，但对周边那些对风水笃信不疑的金融机构来说，这栋新大楼带来的锋锐和寒意已经开始笼罩港岛中环。

最先反击的是汇丰银行。在中银大厦正式交付使用的1990年，汇丰银行出现了少见的业绩滑坡，似乎印证了刀锋煞气的强大威力。于是，汇丰在其大楼的楼顶上加装了四架用来清洗玻璃幕墙的吊车，其中的两架正对着中银大厦，宛如两尊火炮，形成了对峙之局：凭借重炮的火，克制刀锋的金。

港督府也做出相应行动。1986年12月，时任港英政府总督心脏病突发逝世，有好事者将此事与正在施工的中银大厦联系在一起，成为“刀锋煞”发威的例证。后来港督府在面朝中银大厦的方向上种植了一批柳树，用来阻拦煞气，但效果如何无法得知，不过在97回归之后，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拒绝搬入港督府。这幢改名为“礼宾府”的大型建筑，一直空置到八年后曾荫权的上任。

1995年，李嘉诚的长实集团也准备在港岛中环兴建总部大厦，拿到的土地位置恰巧在中银和汇丰之间。在建筑大师Cesar Pelli（其作品包括吉隆坡双子塔和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谋划之下，长江集团中心形状方方正正，外立面覆盖金属网，宛如四面套上锁子甲的盾牌。在风水师的眼里，这样的设计既能挡住中银大厦的刀锋，又能抗住汇丰大厦的炮火。

就这样，三幢由全球建筑大师设计的高楼，在香港中环依次排开，从左到右依次是315米的中国银行大厦、283米的长江集团中心、180米的汇丰银行大厦，它们分别代表着刀锋的金，拙盾的土，重炮的火，火生土，土生金，环环相扣，港岛天际线上的风水局暂时获得了平衡。

中银、长实和汇丰，不仅仅是天际线上的影子，同样也代表了香港金融市场的三股力量：陆资、港资、英资。百年香港金融史，就是一个这三股力量轮流主导你起我伏的大时代，而三幢高度依次降低的大厦，背后的寓意也耐人寻味：陆资强势，港资逢源，英资式微。

这个因风水交锋而形成的三楼鼎立之局，是香港金融行业的一个缩影，既展现了它昨日的来路，又隐含了它明天的去处。

自香港开埠以来，矗立在港岛中区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就是香港金融业的课代表。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之后，英资银行开始陆续进驻香港，如东藩属汇理（1845年），有利银行（1857年），渣打银行（1857年）等。而汇丰则不同，它于1865年成立于香港本土，全称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简称HSBC”，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显示了汇丰一开始就是以香港和上海为主要业务基地，专注中国业务。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也陆续纳入香港版图，香港人口增加至30万人，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远东重要的贸易港，大批外资银行赴港开业，并集中在港岛中环维多利亚城东，以昃臣道为界，西至毕打街的一片区域设址盖楼，这片区域逐渐形成了香港著名的中环银行区。

中环皇后码头，香港岛，1925年

在英资入港的同时，华资金融机构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最早在香港落地的是大量传统的中式银号，它们聚集在港岛文咸街永乐街区域，这里面最有名的当属1933年成立的恒生银号。在传统银号之后，新兴的华资银号也陆续设立，如1919年成立的东亚银行，它们跟从内地进入香港的陆资银行一道，成为香港金融行业最早的华人势力。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前夕，香港的银行总数已经达到40多家。而当时的内地烽火连天政局动荡，大量的资金涌入香港，香港金融业一片繁荣，保险、外汇、金银等业务无不盛极一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占据长达三年时间，这期间百业凋敝，但抗战结束之后，国共在大陆不断升温的对峙之势，又使香港金融业迎来了新的井喷期。

1946年，中国内战烽火再起，随着国共军事力量的逆转，大陆不少富裕人家和大商号纷纷将家眷安排在香港，香港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和富有商人在亚洲最佳庇护所”[2]。港岛中环告罗士打大酒店和其他高级大饭店的餐厅里，一到“饮茶时间”，就挤满了从上海逃难过来的富商大贾。

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依托于大陆的贸易和外汇业务大规模萎缩，同时香港经济结构开始转型。从上海和内地移居香港的企业家，给香港带来了超过5亿美金的资金，和大批从海外订购没来得及北运的设备，加上涌入香港的200万廉价工人，香港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迅速崛起，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政局逐渐稳定，工业化迅速推进，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同时大量热钱流入。从1954年到1972年间，香港银行体系存款总额从10.68亿飙升到246亿，18年增长了22倍之多，而贷款总额也从5.1亿增长到177亿。在银行业的助推下，香港的一代企业家，如李嘉诚、郑裕彤、包玉刚等人强势崛起。

依靠金融来给实业加速，这套方法论香港巨富们玩的炉火纯青，香港船王包玉刚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在香港四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赵从衍、曹文锦）之中，包玉刚是入行最晚的一个，但曾经在银行从业过的他深谙金融的力量。他采取的策略是：不直接参与船运经营，而是专注轮船出租，降低航运风险，同时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采取长租策略，定制出一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稳定现金流业务。

这种改良过的业务，获得了汇丰银行的青睐，汇丰打破了“不借贷给轮船公司”的禁令，把大量贷款源源不断地放给包玉刚，航运帝国由此起飞。

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金融业的故事还远未结束，70年代，包玉刚决定逐步退出周期波动极大地船运业，把重心转移到地产业和酒店业，这种“弃舟登陆”的战略转型，得到了香港金融行业另外一个子枝的帮助，那就是60年代开始崛起的香港股市。

银行业只是香港商业巨子们财富的“加速器”，而证券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加零机”，香港金融真正的“大时代”，是由全民疯狂的股市所开启。

去年TVB刚刚迎来了50周年台庆，在不少媒体评选的TVB十大金剧中，《大时代》总位列榜首。

这部讲述香港股市风云的神剧，记录了港人与股市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深深的影响了两岸三地的一代人。有趣的是，风流潇洒的郑少秋在剧中扮演了一位通过做空股市大发横财的偏执狂，这个角色是如此的传神，以至于恒生指数都深为忌惮。后来每逢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播出甚至重播，恒指都会迎来不同程度的下跌。里昂证券还专门为这个不甚着调的传言进行了分析，并发表研报。

里昂证券针对丁蟹效应的研究报告，2004

香港的股市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股票转让主要在英国商人之间私下进行。1891年香港股票经济协会正式成立，并在1914年改名为香港交易所。但早期的股票经纪人们其实都是在马路边完成交易，一群带着黑色高礼帽、身着灰色燕尾服、拄着精致文明棍的英国股票经纪人们，在香港还没铺上柏油路的街头兜售股票，奠定了香港股市的百年基业。

最早参与股票交易的主要是英国资本，成交不多，上市公司也主要是英资公司如汇丰、置地等。这一时期的香港股票市场发展比较缓慢，远远落后于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1930-40年代，上海的资本力量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更加重要的则是上海移民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人在经济上逐渐能够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十里洋场上海滩沉寂了，东方之珠香港开始闪耀。

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由英国资本主导的香港交易所逐渐不能满足华人社会对于股票市场的需求，出现了IPO堰塞湖、投资门槛过高等问题。1969年，6岁就会炒股、游学美国归来的香港名门子弟李福兆与合作伙伴们成立了第一家华人主导的证券交易所：远东会。

远东会的成立打破了香港交易所对证券市场的垄断，将企业融资和股票投资从一小撮英国人手里解放了出来。远东会向香港市民提供粤语交易、个人投资等诸多便利，迅速成为了香港成交额最大的交易所。而随着金银会、九龙会的成立和政府立法限制成立交易所，香港股票市场迎来了四会并立时代。

华人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使得香港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飙升，1969年至1973年是华资企业的香港上市潮，其中的佼佼者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后来都成为了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而与此同时，股市的气氛逐渐热烈了起来，1968年12月底收市时，恒生指数是107.55点，到了1971年11月第25届港督上任时，恒指已经涨至341点。炒股票能赚大钱成为了这一阶段香港社会的共识。

香港经济那个时候还是以服装、塑料花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航运为主，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华人重视储蓄的传统使得社会通胀居高不下，居民迫切的需要投资来抵消通胀的损失。海派文化邂逅潮汕传统，形成了一种似雅又俗的本土雅痞精神，而上世纪的大逃港，更是使香港迎来了人口爆炸。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香港小人物们不竭的动力，整个城市生机勃勃欲望满身。

而这一切投射到尚未成熟的香港股市上，就成了充满赌性和欺诈的悲剧。

踏入1972年，利好频出，先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随后九龙和香港岛之间的红磡过海隧道正式通车。当时报纸用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形容香港经济是“打通任督两脉后武功大进”，股票市场开始热火朝天、突飙猛进。恒指在1972年底升至843点，到1973年则进入了最后的癫狂，到3月9日已经到了1775点，三个月翻了一倍。

2017年融创、恒大一年5倍的地产行情，在香港地产老前辈眼里算不上什么，七十年代初的地产股动辄都是要涨30倍的。

上至富豪商贾下至保姆阿婆都视股市如金矿，任何新股上市都会获得二三十倍的资金认购，交易所门外排队抢新股的人龙可以跟如今全国上下抢购新房队伍一较长短。火热背后就是一出出荒诞剧，海鲜的价格和股市挂钩，置地集团高送转10送50遭爆炒，香港天线等空壳公司大量上市……“鱼翅捞饭”、“鲍鱼煲粥”、“消防员到股市救火”成为了这个疯狂年代的注脚。

凡是泡沫就会炸的，在市场爆出有假股票的消息后，引起港民不计成本的抛售潮，而股价急跌则又触发了孖展（融资）爆仓潮，到了1973年9月中旬，恒指已经跌去1200点。股市急跌初期股民前仆后继地“趁低吸纳”但后来却“反手被困”，被港媒称作是“大闸蟹”（套牢者）。随着加息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1974年12月恒指创下新低150点。

从1775点，跌到150点，总共跌去了90%多，相比之下，大陆股市几十年后那点儿波动，只能说是小打小闹。

这次大股灾成为了香港股票市场挥之不去的记忆，股民投资知识薄弱、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监管制度混乱等问题暴露无遗。随着香港廉政风暴过后法制社会雏形渐成，投资者逐渐理性，政府也亡羊补牢出台了《证券条例》和《保障投资者条例》，而经历了这场风暴的香港本土企业在今后的经营中则更加稳健奋进。香港股市在废墟中，酝酿着涅槃重生。

七十年代中期，房地产的繁荣使香港社会逐渐走出了股灾的阴霾。而此时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浪潮，让香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放开了金融和贸易管制的香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自由港。此时香港的璀璨迎来了画龙点睛之笔：1978年12月大陆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改革开放。

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身份和地理位置，长期扮演着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的中介人身份。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的西方资本进入香港落脚，希望借道香港打开中国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超级市场。而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南下香港设立据点，希望借着香港的区位优势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香港逐渐成为了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

沉寂已久的香港股市也随着经济的好转逐渐再次活跃起来，李嘉诚和船王包玉刚的“九龙仓换和记黄埔奇谋”成为这个时代股市的传奇故事。1986年，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合并成香港联交所，香港股票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同年9月，联交所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会员，香港恒生指数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股指之一。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鼓励中资企业向外拓展，香港股市迎来了红筹股、H股热潮。

所谓红筹股是指在香港注册和上市但控股权在内地的上市公司；H股又称国企股，是指那些直接在香港招股上市的中国国营企业。简单的说就是：内地民营企业多采用红筹股的形式登陆港股，而内地国有企业则通常通过H股的形式IPO。

大陆从70年代末开放改革以后，大批企业经过10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初具规模，想要进一步发展，到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上来募资和接受机构投资者的建议是一条捷径。而对于香港证券市场来说，红筹股和H股来港上市丰富了投资者选择，也强化了与内地的联系。港交所甚至主动出击，组团北上北京，建议中央推行国企在香港上市的方案。

随着第一只红筹股“海虹集团”和第一只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成功上市，大批内地优质企业赴港融资，中资企业自此成为香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十年代香港影视明星红遍祖国大江南北，天安门广场东侧树立起了白底红字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历史很快就要来到1997年。

1994年，香港股市也走出政制争议引起的低迷，开始从7300点位置回升，恒指开启了一段为期3年的大牛市。

盛大隆重的回归典礼于1997年6月30日下午开始，晚上零点，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在香港奏响。香港各界和祖国上下欢庆香港顺利回归，就在这欢天喜地之中，金融海啸正在逼近。7月2日，泰铢受到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的狙击，诱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从1997年10月开始，先后三次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发起狙击。恒生指数从1997年8月高点16673点开始疯狂下跌，到1998年8月时已经跌至6545点。短短一年时间，指数跌去6成。当时市场谣言甚嚣尘上，传闻索罗斯持有10万张恒指期货淡仓合约，恒指每跌1点，他都可以爆赚500万元。绝望中，不少舆论声称应该放弃联系汇率。

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人，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放手一搏，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

1997年8月1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进入股市，大笔买入超级蓝筹股，当天拉涨恒指8%。随后双方你来我往，围绕恒指7800点一线展开攻坚战。决战在8月28日爆发，当天市场创下790亿元的成交记录，最后恒指仅微跌93点，收市之后，香港政府宣布击败国际炒家，获得了金融保卫战的胜利。

恒指在金融保卫战后重新走牛，而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的融合呈现出愈加活跃的态势，“H股”与“红筹股”公司占股票总市值的比例从13.84%（1998年）上升至29.23%（2003年）。

2004年1月1日，内地与香港签订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步伐加快了，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腾讯控股等中国企业陆续在香港联交所上市，“H股”与“红筹股”企业在香港资本市场从“关键少数”成长为“绝对多数”。

2009年改革派李小加成为港交所总裁。上任伊始，李小加就宣布了新的发展规划，推动了港交所交易时间改革，将香港股市开盘时间和内地同步。2012年李小加和时任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在深圳一个小茶馆里，在一张纸条上画出了沪港通的构思。于是2014年沪港通启动、2016年深港通启动，至此中国的三大交易所连通。

随后李小加还推动了香港上市制度的改革，错失阿里巴巴的香港市场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同股不同权”方案，给尚未盈利的新经济企业提供上市机会。美图、阅文等独角兽如今也纷纷投入港股的怀抱，更不用说即将登陆港股的巨无霸小米。

2017年12月，腾讯控股成为香港第一大市值上市公司，一度占据港交所市值的12%，它代表的陆资势力，已经超越了港资和英资，成为香港金融版图上的绝对主导。

几十年前，香港因大陆的战争动乱而兴盛；几十年后，香港又因大陆的崛起繁荣而兴盛。从这个角度来看，九曲来水的香港的确是中国地理版图上的风水绝佳之地。

1992年，《大时代》在香港热播，万人空巷；在同一年，总设计师在深圳河对岸画了一个圈。

在香港上演金融大时代的同时，深圳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到了2017年，深圳的GDP已经达到2.2万亿，逼近香港的水平，超过它只是时间问题。昔日深圳河对岸的小渔村，已成长为中国硅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新兴产业高地，拥有无数高科技上市公司，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标杆级作品，涌现出诸如华为、腾讯、大疆等一批全球顶尖企业。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大陆一样，深圳企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一河之隔的香港。

比如电信和消费电子领域巨擘华为，在创立伊始，就以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信设备为主营业务，积累了第一桶金之后，才转向自主研发，最终将华为的红旗插遍全球。2012年，华为更是在香港科技园设立了“诺亚方舟实验室”，实验室主任由香港当地大学教授出任，并聘用了全球各地区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的崛起也离不开香港的支持。2004年6月，腾讯控股就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股份代号700，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在成长的过程中，腾讯借鉴了香港众多成熟上市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治理经验，而目前担任腾讯总裁的刘炽平，也曾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腾讯负责金融科技业务的副总裁赖智明则是地道的香港人，当年他曾以全优的成绩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大学。

号称“全球最佳新兴硬件公司”的大疆创新，也是深港两地创业典范。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位期间，与两位同学开始研究无人驾驶飞行技术，成功让飞机起飞。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他创办了大疆创新，随后逐步变成估值超百亿美金的独角兽。

所以，正如香港金融的繁荣离不开内地产业的崛起，深圳科技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香港金融的支持。粤港澳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早于官方规划之前，就已经萌芽生根蓬勃发展了。

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香港，毗邻世界级科技中心深圳，自然会在“金融+科技”方面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近年来，香港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去年的施政报告里多次提到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性。为了能够让香港传统金融行业更多地享受到金融科技的助力，香港金管局特意成立了“金融科技促进司”，在移动支付、智能投顾、数字货币、区块链应用等领域催化出很多创业公司。香港交易所也正在筹备设立创新实验室，加快交易所应用金融科技。与此同时，去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也在前不久成立金融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办公室。

以移动支付为例，在香港政府的推动下，腾讯已经为香港本地用户推出了WeChat Pay HongKong（微信香港钱包），港人可以方便的利用移动支付手段来操作港币支付、港币转账、收发利是等功能。尽管有观点认为香港移动支付发展慢于内地，但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的移动支付都比不过中国大陆，香港已属发展最迅猛的梯队中的一员。

香港的百年金融史，有过蛮荒拓业的诞生阶段，也有独领风骚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大陆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之下，香港的更多角色，应该是融入粤港澳的一体化之中，充分利用香港沉淀的资金、制度、人才优势，来更好地服务内地这辆高速飞奔的时代列车。

从大国的版图来看，南中国地区的粤港澳大湾区，横跨珠江入海口，钟灵毓秀俊采星驰，是中国经济列车的强大引擎。这片热土上，既有深圳的科技，也有香港的金融，更是共存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粤港澳的相互协调的发展，对世界级城市群都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6月6日，腾讯将以“金融科技”为立足点，联合香港科技园公司在香港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