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是，互联网的消减和解构的特点，也让很多严肃话题被编成段子，甚至出现了一些诸如“绿茶婊”“女司机”等对女性污名化的网络词。
近日，在由中华女子学院与荷广传媒橙雨伞公益共同举办的首届“媒介与妇女”跨界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指出，在信息良莠不齐的飞速传播的时代，某些领域里对女性的污名化在加重。把关人的缺失，确实在某种程度使得女性的形象在媒体中受到损害。
此次论坛邀请来自学术界、媒体界、公益界等不同界别的参与者，共同就“媒介与妇女”的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力图用跨界的智慧破解当下传播中的问题，运用媒介的力量促进性别平等。
减少家暴细节描写避免二次伤害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一些暴露受害者隐私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基金品牌部负责人徐豪认为，媒体从业人员还需加强与受害者交流沟通的技巧。
徐豪建议，在处理一些经历过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心理状态不适合接受采访时，可以援引已有的资料，例如警方的公告、庭审的记录、法院的文件、相关的录像资料等，它们也许没有受害者的自述那么吸引人，但是这种采访更具有实效，也更有善意。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指出，“在面对性别暴力受害者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媒体不要再对受性侵、受家暴的人进行细节的描写，司法部门也要培训专门的询问技巧，相关专业的组织机构、心理医生也要跟上。”
流动女性应被媒体积极呈现
在我国，流动人口有2.6亿，而其中40%是女性。流动女性在媒体中呈现了怎样的形象?中国妇女报社前副总编辑、打工妹之家创办人谢丽华以《伟大的妹妹》及《人民的名义》为例，对流动女性的形象呈现表示了遗憾，并希望媒介产品可以更积极地呈现她们。
来自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曲珍博士，从研究者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在流动人群这个群体中遇到的困难，很多时候跟背后的性别意识缺失有关系，包括媒体报道。”她认为，在流动人口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虽然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媒体可能并未注意到这背后的性别问题。
“比如，因为更多女性是随迁流动的，所以多数是非正规就业，相比男性而言更难拿到长期稳定的社保证明，这样就会阻碍她们拿到相关证件进而阻碍其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曲珍说。
媒体需避免传播刻板印象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刘利群教授指出，女性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力量，女性群体既要不断努力完善自我，淬炼女性内心强大力量，同时要善于利用媒体，并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用共同的力量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表示，传统的刻板印象不仅再一次强调了当前社会规范中的性别不平等，最重要的是仍然在给年轻的一代灌输这种概念。“然而我认为，媒体不仅应该给我们提供信息，更应该用批判性的眼光评估这些信息是如何传达给我们的。”汤竹丽指出，媒体极富潜能，也能够帮助世界变得更好、更平等、更包容、更公正。
拥有荷兰媒体经验的荷广传媒中国区总经理马雷，则分析了荷兰媒体的女性呈现方面的经验。他介绍，荷兰将媒体对于女性的呈现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如果受众在媒体上看到对女性不公正报道之后，可以首先联系媒体内部的新闻监察官，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可以到法院、新闻委员会、广告法委员会进行诉讼。同时，荷兰从1997年起建立的分级制度，可以保证电视、电影、游戏里一些对女性不公正的、暴力和色情的内容不被未成年人获取。
推进性别平等需要女性榜样
女性媒体人如何推动媒体界性别平等的发展?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禹燕从年度性别平等十大事件评选谈起，就媒体高层融通策略进行了分享。她指出，性别平等的推进是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就上而言需要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而在推进媒体高层沟通时应注意三个策略:把“我说”转化为“我们说”；把“要他说”提升为“他要说”以及把“偶尔说”转化为“经常说”。同时，媒体人应兼具性别智商和性别情商，才能更有效地提升自我的传播力。
前BBC资深编辑珍妮·安德森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强调了女性榜样的重要性。她认为，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女性的观点有了更多的展示平台，然而女性的“母亲、妻子、女儿”身份，常常被认为比她自身的身份更重要，这种性别角色期待依然未曾改变。为此，她建议媒体人应亲自动手，在媒体中展现更多关于女性科学家、女性冒险家、女性专业人士的积极表现。
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蔡一平表示，媒体的他律固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媒体的自律一样很重要。受众的类型决定了媒体的类型，反之亦然。而促进媒体与受众之间良性的互动，把自律、他律、媒体的素养和受众的素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解决女性形象在媒体上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