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8月16日讯：市场规模高达万亿的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在双减政策出台后一夜崩塌。
万亿产业一夜崩塌！ 下步走势如何？
风声鹤唳，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曾经的教培一二三名，都在积极拓展素质教育新业务。
比如8月9日51Talk宣布不再售卖境外外教课程，猿辅导旗下南瓜科学子品牌宣布，将重心转移到STEAM科学教育赛道。连老牌机构新东方，早在十几年前就开设的家庭教育讲座，也被市场解读成了：培训父母。
站在整个中国普通高等教育饱和背景下看，教育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双减政策下最大受益者浮出水面。
它就是职业教育。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初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未来必然担负更多的教育、就业、经济和人才分流责任，真正成为普通家庭的另一条上升通道。
1、被分流的学生
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之间，本来就存在生源争夺战。
教育部曾经定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5:5的要求，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比例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异化成6:4。
根据教育部2019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比例约为57.7%，意味着42.3%的初中毕业生会被分流。
最常见的一种人生路径是：部分家境一般，天赋有限的学生选择了一所中职或者技校，没有学到多少真技术，毕业后进入工厂成了廉价劳动力。
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户口、房子紧密捆绑。农村学生和家境一般的城镇学生，在中考高考时期，很容易被考试提前分流，滑落到民营三本学校，或者职校去。
当然也有例外，只要愿意下功夫，在职业院校学一门手艺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比如江苏省技师学院的宋彪同学。
2014年宋彪因为初中成绩不是很理想，只比普通高中高几分，和家里人协商并取得支持后，选择了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五年制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从文化课转到专业课的他第一学期很不适应，却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组装机器，凭借热情和刻苦学习，整天向老师们请教，一点点跟上了文化课，掌握了实操技能。
宋彪在2015年以全校第二名进入校集训队，开始准备世界技能大赛。随后一路过关斩将以江苏第一名进入全国选拔赛，最终层层筛选赢得前往阿布扎比世界决赛的门票。
2017年10月19日，19岁的宋彪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手中接过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成为第一个获得金牌的中国选手。
回国后宋彪还向总理进行了汇报，后来成了学院里最年轻的教师，毫无保留地将技能经验，传授给了下一代学生。2019年8月他带着同校学弟张维钰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工业机械装调项目铜牌。
换个角度看，像宋彪、张维钰这样有热情、有理想、专业能力过硬的学生，毕竟只是少数。职业教育诞生之初，就兼具教育和就业双重保障属性。
像江苏常州等一批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产学研一体化探索，剩下的就是将这种模式，有序推进到全国。中国目前处于产业升级过渡期，未来对于农民工、临时工和短期培训就能上岗的低技术工人需求越来越少，对专业技能人才的渴求，只会越来越多。
2、分裂的职业院校
最近两年，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
这句话并不准确。中国制造业的特点在于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很多高精尖制造业都被日韩、欧美的龙头把控，比如制造芯片的光刻机。
这种产业链特征，某种程度上和中国职教行业的特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既有东部沿海一批优质职业院校，也混杂着众多收费高、教育质量差、生源不足的普通民营职校。
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舆论更认可普通高校大学生，而不是职业院校毕业生。
《教育家》杂志此前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中职学生、高职学生、教师和家长选择希望继续升入高校学习的分别占67.80%、67.33%、61.58%和59.85%。
升学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即使学生和家长能接受职校，社会和企业也未必承认他们。
《调查报告》里还说，职业院校学生认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是社会认可度，中职和高职学生选择此选项的比例分别为70.26%、73.48%。
另外，调查显示学校开设专业和当地产业匹配度高的占比，只有52.55%。认可度不高、难就业，成为职校学生家长的主要痛点，短期难以改变。
也有一部分职校选择另辟蹊径，满足服务业细分市场。比如湖北江汉职业艺术学院，下属的潜江龙虾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已经顺利拿到专科毕业证，并且全部被企业预定，应届生薪资在6000到1.2万元之间。
潜江龙虾学院的小龙虾专业，针对的就是当下最火爆的小龙虾餐饮赛道企业需求。它是职校专业体系里一个很好的补充，但不可能容纳庞大的中学、高中毕业生，况且龙虾生意有季节性，很多店铺在淡季会转为火锅冒菜店。
况且部分中职、高职已经偏离了办学初衷，盲目追求升本率，导致人才结构失衡加剧。想要解决产业需求、社会认可双重难题，全世界范围内，已验证可行的模式，有日本和德国两种。
它们尝试建立的是一整个职业生涯教育体系，不依赖于单一企业或者行业。
3、二元制和产学结合 才是突围秘籍
德国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四大类。其职业教育的核心体系是二元制，一是指企业，二是指职业学校。
在职业学校里，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使用的设备和企业中一样。有些基础培训会在企业内完成，更直接地掌握知识。
这么做不仅提升了学生积极性，学习目的更明确，学完后也就顺带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降低企业成本，解决就业问题。2018年数据显示，有70%的双元制学生毕业后就被企业留用，从职教到就业无缝对接。
德国青年失业率常年保持在7%以下，远低于欧盟的16.8%平均水平。德国和日本的双元制之所以能够落实，一方面是有法律制度的支撑，明确了企业、政府、学校各自的责任。
另一方面，已经跨过中低端产业的德国，拥有能够承接学生的企业。和德国相比，日本的职教模式更偏向于政企合作。
在2014年后，日本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合计普及率超过80%，到了2020年只有43%的高中应届生选择报考日本高考。
日本学者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多年以来，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却没有带来高就业率。于是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召开“新高等教育制度专家会议”，提出建立具有实践性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直到2019年4月新政落地，截止2020年底，9所专门职业大学和2所专门职业短期大学获准开设，这些大学、院系积极开设的专业包括：时装设计、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娱乐、康养护理、动物护理、文化旅游、动漫设计。
可以看出，日本高等职教改革，既要与时俱进培养人才，更要与产业紧密结合，以适应社会发展。以东京专修学校为例，开设的科目有保育、护理、法律、会计、商务、齿科、美容等等，大部分专修学校都是单一类型，鼓励学生精研一项技术。
反观中国职教体系，从90年代的飞速发展，到如今人才结构不均衡。又被普通高等教育扩招挤压生源，还混杂着大量低质量民营职教学校。这样的职校培养模式落后，毕业后的人才对企业吸引力不强，导致行业参与度变低，形成恶性循环。
这么多年来，这样一个段子都非常流行：5000块一个月哪里能招到农民工啊，只能招到大学生。
按照今天的行情算上通胀，8000到10000块一个月能招聘到熟练的农民工和产业工人，企业都得烧高香了。教育培训行业遭遇监管重拳，恰好提醒我们，精细化、专业化的职教学校必将起飞，在未来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样才能从底层切入，让中国智造不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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