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常用“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来评价日本的创新失败,日本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并没有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更没有形成突破型技术创新成果，也没有借此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其更多是追随美国的步伐，充其量不过是一名优秀的追随者。日本国内备受推崇的“匠人传统”如何使其变成创新的“孤岛”，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二战”后，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在美国的监护和扶植下，再次通过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注重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迅速实现了崛起。
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0%，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而且在海外拥有庞大的资产。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产价格（股票价格、地价）急剧下跌，受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影响，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进入21世纪，日本仍然延续着低迷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调整始终难有突破。
日本崛起的科技创新因素
日本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实现崛起，是国内国际多种因素作用和一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是科技因素，日本通过大胆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之本土化并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在亚洲率先建立近代产业体系，实现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
1868年，明治政府上台后，在“脱亚入欧”的总方针指导下，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技术。日本中央政府专门设立工部省，大力推行“殖产兴业”计划，主要举措是在各官营产业中广泛引进、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大量引进、译介西方科技信息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图片），聘用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以及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等。
日本政府经济部门和私营企业还与欧美企业缔结许可证生产合同、技术协作合同等，并通过反求工程（即倒序制造）快速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成功实现了技术的转移和本土化。
同时，着力夯实智力基础，培育人力资本，包括：1871年颁布《学制令》，实行强制性初等教育，仿照西式教育构建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创办帝国工程学院（亦称工部大学，后与东京大学合并），并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和九州大学设立工程系，积极培养日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其能够接管由西方专家管理的工厂、矿山和铁路，实现技师的“进口替代”。
“二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将其善于学习、惯于“拿来主义”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充分地演化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日本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把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应用研究和产品与工艺的开发上。在引进硬件设备时，注重购买技术许可证和专利，鼓励企业收购国外的小型高科技公司；同时在重大技术创新和发展中发挥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并采取市场保护、金融支持、财税扶持等措施给予支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大力推行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搞加工贸易。由于实施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日本重化工业在出口支持下得到高速发展，改善了出口结构，提高了贸易条件和国际竞争力。同时，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高污染、高能耗，难以持续发展。1980年3月，日本政府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通向技术立国之路”“创造性的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1981年1月，日本政府又强调科技振兴是“打开今后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国民生活提高的基础”。由此，“技术立国”正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因此1981年也被称为“技术立国元年”。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继续实施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基础上，又先后制定和实施了IT立国战略（2000年11月）、知识产权立国战略（2002年7月）、观光立国战略（2003年5月）、投资立国战略（2005年4月）、环境立国战略（2007年6月）和创新立国战略（2007年6月），形成了一个立国体系。在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的指引下，日本的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一项分析大数据列举了1981～2011年几个主要国家（韩国、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截至2011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排在这几个国家的第2位。进入21世纪后，日本科学家频频摘得诺贝尔奖桂冠，日本新增诺贝尔奖牌已达17枚之多。日本的得奖频次仅次于美国，甚至把英国、德国、法国等科技强国都甩在了身后。
日本创新失败原因
与这些骄人的数据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并没有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更没有形成突破型技术创新成果，也就没有借此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其更多是追随美国的步伐，充其量不过是一名优秀的追随者。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学术界常用“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来评价日本的创新失败。日本创新的这种“孤岛”现象，部分来自受日本国人推崇的“匠人传统”。匠人精神讲究的是精益求精、自我超越，但一不小心就会闷头干活、故步自封。
日本企业擅长“改良式”创新，执着于对功能的细化，缺乏“革命性”的创新。虽然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实力还不错，但所做的都是些改良型技术，无法催生革命性进步，还有些是纯理论无法转化成生产力的。日本家电制作精良、功能过剩、价格昂贵。比如日本品牌的微波炉一般会设计几十个烹调程序，但大多数消费者一年到头可能就用到4个按键。由于日本国内是个人口过亿的发达市场，消费者偏好国产品牌，即使价格稍高也能接受，而日本企业只要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一般也能过得不错，因此，许多日本企业只把海外视作廉价生产基地，并没有充分研究当地的市场需求。这导致面对新兴市场消费者“功能一般，价格减半”的需求，日本品牌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独有技术难以支撑新产业的发展。尽管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形容日本的产业发展有失公允，但日本企业缺乏对用户需求的把握，日本最终没能将技术上的优势转化成受人欢迎的终端产品，更没有形成独有的新产业。很多人都在赞扬日本的“工匠精神”，确实，日本在很多细分领域都保持着很精良的制造能力，很多专利属于公司独有，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执着的坚持和追求，要想做出与其类似的产品，就必须学习日本的技术。
时至今日，日本仍是智能手机产业链的隐形冠军。苹果、三星等各大手机品牌的显示屏、摄像头等核心零部件仍依赖日本企业提供。但是，世界级的互联网“大佬”中几乎没有日本人，日本的芯片制造还不如韩国，日本制造的手机几乎只能卖给日本人，日本程序员的储备数量还不如印度，日本企业外销组装胜不过富士康。尤其是在以网络为新一代技术革命重要标志的今天，网络不仅创造了新的业态，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的业态。但日本在网络发展方面没有可以称道之处。1995年日本有149家世界500强企业，与美国分庭抗礼、并驾齐驱，风光无限！而到了2015年，日本只剩下54家，萎缩了近2/3！日本成为衰落最迅速的国家，没有之一。
日本的“大企业病”致其行动迟缓，也是其始终作为追随者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3月，三洋电机将其在日本国内最后的子公司出售给一家投资基金公司，曾经的家电巨头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三洋电机败在等级分明、效率低下的日本“大企业病”。在大公司里，每个部门看似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但管理环节多，部门之间沟通少，最后变成谁都不负责任。而信息经过漫长的流程到达最高决策者手中时往往已经失真。
受传统文化影响，日本企业论资排辈现象严重，企业员工都不愿冒风险。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涌现松下幸之助等一批杰出的企业家，但目前日本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则大不如前，最出名的孙正义还是韩裔，并被认为是日本商界的“异类”。日本年轻人出国留学、创业的愿望也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为留住熟练工人普遍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导致工龄越长工资越高，使年轻人更愿意在大公司里安稳度日而不愿冒风险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