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此次修订放宽了对于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管理规定，允许航空公司为主体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这意味着，民航局已经将便携式电子设备能否在飞机上使用的“审批权”下放给各航空公司。
该消息一经放出，便迅速被许多人解读为是“进步”和“福利”。随着民航局放权给航空公司，飞机上手机“禁令”有望逐步松动。这一小小的调整，在带给乘客直接便利之余，实则也传递出航空业和公共管制的某些深远变化。其实在此前许多年，关于“飞机上禁用手机”的争议就一直存在。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但凡涉及到“航空安全”，最严厉、最保守的管制标准，便似乎具备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正确性”。在此大背景下，飞机上放开手机使用，着实并不容易。
早在多年前，国外就陆续取消了飞机上的手机禁令。由此所形成的一个有趣的反差是，同样的机型、同样的硬件、同样的飞行条件之下，中外针对机上手机使用的管理标准却是迥然相异。据此，不少人吐槽，我国所固执推行的飞机上手机“禁令”简直不可理喻，其不仅落后于全球航空业发展大趋势，甚至本身就毫无道理可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简单的对比并无太多意义。毕竟，涉及公共安全的规则变更，都不能基于效仿或跟风，而只能源于独立思考和严密论证。
中国放开飞机上手机“禁令”为何会姗姗来迟？这其实有着一系列复杂成因。首先，这种相对“滞后”，显然是为了给行业实践、技术发展和科学论证留出足够时间，以求从各方面都能确保“万无一失”；而除此以外，之所以慢半拍放开“手机禁令”，显然也是为了等待相关知识常识的普及，为了等待民意情绪的自发调整：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公众对于机上禁用手机的质疑和不满，逐步超过了由于认知缺陷所形成的“安全恐惧”。而这，恰恰为放开手机禁令创造了条件。
时至今日，放开飞机上用手机“禁令”已然是水到渠成。这一过程，既是公共安全规则自我刷新和修正的过程，也是科学理性驱散偏见谬误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在去年，民航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坐飞机违规用手机可最高罚5万”。如今，职能部门却顺应大势，适时放开了飞机上的手机使用，这种基于务实立场的公共管理规则的灵活调整，理应得到认可。只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有必要从立法源头重新梳理和统一关于飞机上手机使用的一揽子规定。
放开飞机上手机“禁令”，来得迟并无大碍，走得稳才真正重要。其实，在当前语境下，飞机上使用手机，与其说是一个安全议题，不若看成是一项和公众心理、民情舆论有关的公共话题。如何扭转刻板印象、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新规，在“禁令”放开之后，这些都有赖于管理部门和市场企业审慎思考并给出周全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