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一场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阳举行，与会嘉宾有：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周鸿祎、郭台铭……
近年来，能让这群大佬聚首的地方唯三，一是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二是深圳的IT领袖峰会，还有就是贵阳这场数博会了。
这事算不上什么成绩，然而很说明问题——搁在五年前，怎么想也轮不到贵阳。
它不是一线，甚至不是二线，即便不与东部地区比较，放在已有三座国家中心城市（重庆、成都、西安）的西部，也只能和昆明抱团哭泣一番——昆明的经济总量还比它强。
但如果不比存量，转而比较这五年的变化量，贵阳的成绩就很不凡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近年来贵阳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寻找、造就下一个“贵阳”，寻造下一个不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服气
如果询问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居民：“国发2号文件”是什么？
得到的答复一般会是：国务院每年发布的第2号文件呗，1号文件历来关注三农，2号文件主题不定。
可是询问一位贵州人：“国发2号文件”是什么？
得到的答复会是：2012年的那一篇。
哪怕再过十年，在贵州人心里，“国发2号文件”还是特指那一篇。
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2〕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说道：
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话很重了。
遍览近20年的国发2号文，没有哪个省份得到过同等待遇，这是重大政策利好，却不算什么光彩事。
文件发布前的2011年，中国各省人均GDP排名，贵州倒数第一，人均6742元，是上海的1/10——这个数字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例证，被人们念叨了很久。
再来看看省会贵阳：2011年，贵阳市GDP 1383亿，省内第一，全国一百名开外。若放进中国发展最均衡的山东省，它排名第十六，仅仅高于日照和莱芜。
这时候你和贵州省政府说，也要均衡发展、全省共荣，他们一定会用关爱傻子的眼神望向你：哪有一起荣？只有一起穷！然后一省的人都跑去建设沿海了。
其实，贵州不是没试过遍地开花。国发2号文件发布之初，全省士气高昂，掀起了工业化热潮，各地工业园项目纷纷上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宋菁见证了这样的景象：
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县城，都在建设工业园，大部分还不止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政府部门甚至一个区的司法局，都分解到了具体的招商引资任务，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个人还另有招商指标。
国发2号文件起草小组的撰稿人刘庆和特意提醒：工业化的方向无可非议，但“大跃进”的方式方法需要反思。
不过不需提醒，财政压力自然让贵州放慢步伐。以毕节经济开发区为例，2012年计划完成20亿投资，最终完成12.5亿，还没怎么打造园子，光是土地平整、路网建设、供水供电、移民搬迁就把资金用差不多了——这个省不仅没钱，还没基础。
随后一段时间，贵阳很少问省里要钱，因为他们发现，省政府的资金好像比市政府还紧张。
全省共荣是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时摆在贵州、贵阳面前的任务艰巨而明确：至少打造一座经济繁荣、能留住人的区域中心城市——当时全省1/6的户籍人口常住省外。
于是，2012年前后，贵阳冒出了很多“超级大盘”。例如号称“亚洲第一大盘”的花果园，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米，可容纳居民35万，足以搬来一个县。
那段时间，贵阳原著居民的体验应该很差，觉得城变乱了、路变堵了。但是没办法，一者政府需要大量土地出让金，二者政府希望那些在外省打工的农民工能在贵阳完成城市化。有了钱，有了人，一个穷省才能谈下一步发展。
2012年底，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信息产业跨越发展的意见》。
如果不知道后面的事，看到这篇意见（的标题）是很容易发笑的：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工业化还没完成，就要IT跨越发展，这是要走印度特色发展道路吗？
然而翻看文件内容，就会发现这不是一篇美丽而含糊的愿景式指导意见，里面的指标非常清晰：到2015年，信息产业规模总量、增加值占比、年均增长率、各项细分产业产值、不同层次企业数量、不同层次人才数量、各类投资项目数量、发明专利数量，都有细致的目标。
当然，彼时的贵阳还没找到大数据产业这一突破口，仍在云计算、物联网、高端软件服务、动漫游戏等许多领域投石问路，建好了电子信息产业园，推出了一揽子投资优惠政策和招商规划，盼人投以青眼。
成绩没出来，批评先来了。
2013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刊出《债务之龙(The Debt Dragon)》一文，讲述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债务驱动型经济，贵阳作为反面典型被拎出来，从个案到数据，批了一遍。
《金融时报》批评错了吗？恐怕不尽然。自2013年以来，贵州省一直是地方政府负债率最高的省份，甚至负债率一度比第二名多出近40%。贵阳市的负债率虽然不高，但是各个城投平台承载的隐性债务不容小觑，这一点至今存有隐患。
这时候你和贵州省政府说，要警惕债务风险、量力而行，他们一定又会用关爱傻子的眼神望向你：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城市化率全国倒数，不搞基建怎么招商？继续挖矿卖水果吗？
所以有时候小巴挺佩服中国这群地方官员的，敢想敢做，就不服气。明明可以甩锅说没有天时没有地利，他们偏偏要勉强自己。
然后，贵广高铁建好了，贵阳到广州从20小时缩短到4小时。
然后，贵安新区得到国务院批复，晋升为国家级新区。
然后，三大运营商都来贵阳建设大数据中心，富士康、苹果、高通、华为、阿里、腾讯，一个接一个也来了。
然后，广东的一批电子制造企业，开始在贵阳建设厂房，贵州的手机产量从无到全国第四，产业工人也留了下来。
2018年青年节，QQ大数据发布《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贵阳居然超越深圳，排名全国第一。
事情突然成了，好像原本就顺理成章一样。近三年贵阳一直保持着超过10%的GDP增长率，增速全国数一数二，信息产业尤其是大数据产业厥功至伟。
如同愚公移山的故事结尾，天帝下令，两神帮忙搬山一样，我们很难说清楚贵阳近年的成功转型，有多少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多少来自地方自身，但可以确定的是，你不去寻造不凡，别人无从帮忙。自助者天助之。
谁是下一座“机遇之城”
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推出了一份《中国新兴城市报告》，探讨中国城市的发展潜力。报告说，我们不关心绝对值，每一项比较都是依据增长量。
这份报告里，尚在不停折腾的贵阳排名第一。
媒体对此的评论普遍友善，网民可就刻薄多了，外地人说贵阳算老几？本地人说就贵阳那德性？
到了2018年，贵阳交出的成绩单不说让所有人满意，至少让人刮目相看。
今年年初，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新一份《中国新兴城市报告》，或许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找到下一个五年里的下一个“贵阳”。
*各项均为在全国97座城市内的排名，报告来源：经济学人智库
这期报告的前五名是，河南南阳、湖北襄阳、江苏宿迁、福建莆田、安徽宿州，分别是2017年城市GDP排名的第78位、第53位、第90位和两个100名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