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0后群体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
2018年高校开学在即，最后一批90后也即将离开原生家庭，开启走向社会的转变道路。从2008年第一批90后走向社会，到如今的十年里，用“失败”二字总结90后所处的这个时代，应当说是毫不过分的。
从“丧文化”到“佛系青年”，近一两年来兴起的一些概念，直接勾勒出90后的精神状态。其核心无外乎甘于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不再追求超越性。即便是聚集着“最成功”年轻人的北京大学，毕业晚会上题为《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的分享，也随着师生们的疯转，让失败成为毕业季的基调。
北京大学2018年毕业晚会上，中文系男足队长曹直演讲《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成为毕业季爆款
作为90后的“父辈”，60后很直观地感受到了90后的颓丧，以及他们对生活热情的消散，对90后的失败情绪表现出了担忧。他们或许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那一代人机会更多。
但在90后朋友眼里，这种判断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尽管60后们足够真诚。
一位朋友说：“谁都有资格劝我们，60后除外。”面对60后善意的劝慰，90后们有种听闻“何不食肉糜”时的不适感。
为什么这样？核心无外乎一个——代际分配不公。
在第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关口，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改革红利的弱化，直接导致了90后的生存困境。作为中国改革年代最大的受益者，60后对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青年的困境无法产生完整的共情。代际之间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公平，不可避免地在两代人之间成为矛盾点。
实际上，在还未独立走向社会的时候，90后并不“丧”。在由原生家庭走向社会过程中，这种“丧”才逐渐变了出来。在家庭教育阶段，90后曾经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认识，是从他们的父辈，也就是60后那里习来的。
不少观点认为，60后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如果要对这群人做一个画像，大概就是：
出生于农村或城市普通家庭，接受过完整的国民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分配到体制内单位工作，晋升至管理岗位。通过住房分配制度，获得第一套或更多的住房，在住房改革完全展开后，这些住房成为资产。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采取住房分配制度。单位按照职工的需要，以实物的形式分配住房。但自1978年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探索的深入，住房也不可避免地“商品化”。原先分配的房屋，在此过程中流通到市场，成为了资产。
但这样的原始积累并没有对每一代人雨露均沾。1998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停止了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转而以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等形式补贴住房。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土地的枯竭，住房分配制度渐渐向后来者关上了大门。
福利分房时期的选房大会
90年代正值60后的青年时期，他们享受了计划经济的福利，最终在市场经济中变现。这样的机遇对于90后来说难以复制。但在60后眼里，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努力和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是密切正相关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相关性，只是特定年代的生活经验。60后之所以大批量成为中产阶级，其本质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规模的利益分配，而并不只是源于个人奋斗。
直到90走向社会，看到房价标记的有产门槛时，才直观地看到资产的累积与个人努力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仰，最终破灭，使得90后转向了悲观。
不可否认，当前年轻人的选择较老一辈人更多，成长的速度也更快。60后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不必着急，只要做好积累，最终会水到渠成地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但其实，90后面对的成功逻辑，已经和上个世纪末有了天壤之别。
一位60后领导曾抱怨单位年轻人过于浮躁，并举例自己年轻时考学和工作初期的艰苦岁月，在产下女儿后，依然挤在逼仄的单位宿舍里。但话锋一转，在女儿三岁那年，她分配到了第一套60平米的住房，现在那套房子每平米12万。
以房产为代表的资产数量，犹如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一座大山，让前辈所有的忆苦思甜都失去了合法性，也让所有对后辈的教导和安慰都变得苍白无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年轻人对资产的渴望没有像中国一样强烈。去年，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80后、90后的住房拥有率高达70%，高居全球第一；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5%。尽管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我们依旧焦虑不堪。
摆在90后面临的情况是，父辈的成功道路犹在眼前，但自己却无力超越，甚至无法复制，由此产生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无力和愤怒。
这种无力感并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在现实层面亦是如此。顺风顺水的60后们认为，在城市立足，拥有一套住房是理所应当。而现实是无力独立负担的90后，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父母变卖本地房产，换来自己住房的首付。
在十年或更早以前，这种行为有一个不好听的称呼——啃老。随着时代的变化，“啃老”已经渐渐摆脱了污名，成为90后成年以后的常态。代际分配的悬殊差异，在家庭伦理的作用下得以稀释，90后通过长辈们的帮助，感受到了改革年代社会重新分配的余温。
经济学家樊纲号召年轻夫妻用长辈的“六个钱包”购房
然而对于90后来说，这并非没有代价。即便90后已经集体成年，但在子女的择业、择偶问题上，父母依然凭借财富，对子女一代进行着控制。
摆脱这种控制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果90后信奉爱情至上，而非门当户对，那么在婚恋中拿到的“潜力股”可能需要一段极其漫长的变现过程。如果信个人奋斗，而非坐享其成，那么我们也许需要面对自我剥削式的劳动。
当90后不堪忍受生活的重压，决定走一条更加顺畅的路。那么你会发现，身前一定会站着一个早已为你做好兜底准备的60后父辈，用一张温柔的大网，用那以财富为基础的体贴与无私，让准备“弑父”的90后们乖乖缴械投降。
红利有限，90后的“自我剥削”成为常态
从社会意义上来讲，这种焦虑的产生与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无联系。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倡的共同富裕本质，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这也使得中国任何一代人对于被剥夺感都格外敏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能否解决好90后的焦虑，不仅是60后和90后的“内部矛盾”，更是历史丢给这个时代的大课题。
所谓90后，不仅是一个属于家庭的代际概念，更是一个阶层概念，既站在改革转型期发展的普通中国人。这种焦虑背后，是对改革红利能否进一步挖掘的追问，对财富流动可能性的追问，对个人奋斗有效性的追问……
如果利益格局无法打破，那么之前提到的无力感会成为一种常态，60后的成功模式也会渐渐被人遗忘。久而久之，这种失败也许会被社会接受，焦虑和愤怒也能逐渐平息。但是，当焦虑淡出之后，那个貌似更加风平浪静的成熟社会，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