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9月1日，伦敦泰晤士河码头，21岁的英国纺织工人萨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换上一身破旧的脏衣服，将自己的纺织从业证书缝进了外套内衬，打扮成农民的模样，操着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声称自己要去美国投奔开农场的亲戚，躲过了皇家海军士兵们的严密盘查，混上了一艘前往纽约的客船。
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航行了66天后，斯莱特终于抵达纽约。那会儿的纽约，还没有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群楼，是一片崭新的热土。跟斯莱特一起下船的乘客并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是未来的美国工业之父，他脑子里的图纸和知识，是美国在十八世纪获得的最宝贵的一笔知识产权资产。
斯莱特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起飞阶段的1768年，在这一年，阿克莱特爵士（Sir 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水利纺纱机，一年后，瓦特（James Watt ）注册了蒸汽机专利，资本主义开始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型，当时的英国，无疑处于工业食物链的最顶端。
斯莱特的父母虽然都是农民，但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表现出很强的数学和机械天赋。14岁时，他成为一家棉纺厂的学徒，这家工厂的老板曾经是阿克莱特爵士的合伙人，技术在业界顶尖。斯莱特以学徒身份工作了7年，掌握了纺织机器从设计到操作的几乎所有细节。
结束学徒生涯、获得纺织从业证书后，斯莱特准备自立山头（老板有三个儿子，他不可能接班）。1790年，他偶然读到美国费城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招募纺织工人和专家广告，其中悬赏道：任何能够透露英国纺织技术机密的人，都将获得100镑的奖励。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
但在当时，纺织业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英国政府的360°无死角严密保护，所有纺织业熟练工人一律不准离开英国，窃取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就会被判处12年监禁甚至死刑。更何况，英美之间的独立战争刚打完没多久，英国对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对手更是严防死守。
“投敌心切”的斯莱特，假装去伦敦旅行，然后在伦敦伪装成一个农民，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抵达美国后，他赶往罗德岛，加入当地的一个棉纺作坊，迅速把阿克莱特爵士的纺织机械和英国工厂生产流程全部复制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斯莱特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家工厂。
斯莱特的纺织工厂，罗德岛，美国
在斯莱特的带动下，美国的纺织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出来。到1807年，美国已经有底气对英国纺织品发起贸易禁运。到1835年斯莱特去世时，他的家族已经拥有13家工厂，而整个美国则更是拥有200万锭的制造能力，棉花贸易每年产值8000万英镑，彻底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完成了“国产替代”。
斯莱特后来被美国人称之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在他的老家英国，他有一个简短却响亮的名字：“叛徒斯莱特”（Slater the Traitor）。
很多不熟悉工业发展史的人会认为，叛徒斯莱特只是偶然和个例。但事实上，斯莱特只是英美纺织行业纠葛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对发达国家英国的高科技行业—纺织行业，进行了针对性、系统性、规模性的“赶超战略”。
1. 工业间谍
整个十七世纪，任何一个英国人都不会想到，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大陆会诞生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最终成为他们工业领域里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英国殖民北美大陆的早期阶段，英国政府甚至鼓励熟练的工匠移民到新大陆。但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贸易委员发现苗头不对，开始通过限制技术转让，来遏制北美大陆的发展。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甩开全世界其他国家一大截，大批来自法国、北美、普鲁士、俄罗斯等欧洲国家的工业间谍涌入伦敦，竞相探求英国工业成功的秘密。1770年代中期，英国出台法律严禁熟练工人移民国外，并对前往其他国家的轮船严格搜查，一旦查出机器零件，统统没收不说，走私者通常会被送进监狱。
早在1783年，一名叫Benjamin Phillips的英国人，买了三台英国纺纱机，拆成零件塞进装满瓷器的板条箱中，偷运到美国。但当时美国没人能够组装并操作这些设备，在经过多次转手之后，一位叫做Edemsor的英国人又把它们买了回来，运回英国并向政府报告了此事，两国的技术盗窃与防范开始公开化和白热化。
1791年12月，美国开国元老、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鼓吹关税、技术盗窃和贸易保护的经济学家考克斯（Tench Coxe），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这份报告是美国工业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露骨地表达了一个落后农业国赶超先进工业国的欲望和策略。
汉密尔顿、考克斯和《制造业报告》
在《制造业报告》中，汉密尔顿明确提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三个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奖励或补贴来；二是用关税等贸易管制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人才和技术，“奖励那些从别处带给我们‘改善和非凡价值的秘密’的人”。事实证明，这里面最有用的，就是第三条。
补贴、关税和拿来主义，一个新崛起国家的野心，全部都写在了这份与制造业有关的报告上，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弯道超车。在这种战略的支持下，两个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工业间谍先后出场，一个是海外人才招募者Thomas Digges，一个是纺织业超级间谍Francis Lowell 。
首先出场的是Thomas Digges，被后人称为“美国最高效的工业间谍”。他在1780~90年代，利用偷渡和走私的方式，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1792年，他将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印刷了1000份，做成小册子偷偷运进英国本岛，当做宣传和招募的工具，尤其是在英国工业重镇Lancashire和Yorkshire。
Digges的秘密行动并非无人知情，他被英国政府数次逮捕并投入监狱，但Digges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事实上，他跟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是邻居，跟其他开国元老杰斐逊、亚当斯等人也私交甚笃，他向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等人汇报秘密招募工作的信件，全部都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上找到原文。[3]
然后出场的是超级间谍Francis Lowell。Lowell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哈佛大学，早期从事贸易工作，拥有非凡的智商和记忆力。1810年6月，他与家人一起前往英国“访问”，并通过西班牙朋友的介绍，前往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的纺织工厂进行参观，英国人对这个拖家带口的美国人没怎么进行防范。
Lowell这次“访问”，足足持续了两年时间。在旅途中，他假装生病，边走边停，白天参观工厂，漫不经心地询问技术细节，晚上将所见的机器图纸和工厂布局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1812年夏天，他启程回国，醒悟过来的英国人将他的船截停在Halifax港，对他的行李进行了数次彻底搜查。
但英国人连一张图纸、一块零件都没有找到，因为所有窃取的秘密，都在Lowell的脑子里。
回到美国后，Lowell马上着手建立自己的工厂。他先是找到天才的机械师Paul Moody ，将他脑海中的图纸全部复述出来，根据图纸设计出了精密的机器。1814年，他创办了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全盘复制英国同行并略作改进，成为美国纺织行业最先进的工厂，比斯莱特的工厂还要领先。
从1780-1820年的四十年间，Thomas Digges和Francis Lowell只是一长串工业间谍名单上的两位，由于他们的“贡献”，美国的纺织业技术水平在1830年代就赶上了英国。而在国家和个人的密切配合下，美国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在一个世纪后彻底成为全球霸主。
Samuel Slater(左) Thomas Digges（中）Francis Lowell（右边）：Lowell没有留下画像，只有一个剪影
多年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多伦·本 - 阿尔塔（Doron Ben-Altar），在评论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时，直率地指出：联邦政府牵头了一项统一指挥的工程，以获取其他国家严密保护的产业机密为目标，打破工业先进国禁止工业秘密在国际扩散的垄断局面，是美国在技术盗用领域的最高纲领。[4]
在《制造业报告》发布的227年后，美国花了7个月的时间，研究了另外一个新兴国家的某份制造业报告，发动了贸易战。
2. 茶叶大盗
1848年6月，在Samuel Slater带着英国纺织业的最高机密、混上一艘美国客轮的伦敦泰晤士河码头，伦敦切尔西皇家植物园园长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带领着一队人马，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快船。他们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明确：前往中国，盗窃全世界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样本—茶叶。
福琼是英国的一名植物学家，曾经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3年，带领一支考察队前往中国，带回大量稀有植物样本，并根据经历撰写了《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这使他成为英国著名的中国通。植物学家和中国通的身份，让福琼得以被富可敌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选中，承担全球史上最大的技术盗窃任务。
罗伯特·福琼，1812-1880
早在17世纪时，来自中国的茶叶就席卷了英伦三岛，成为从贵族到平民的生活必需品。英国政府每10英镑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和销售。为了平衡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两种植物，罂粟和茶叶，在两个新老帝国的之间扮演着微妙的角色。
喝了几个世纪茶叶的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茶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种“清澄碧玉，氤氲生香”的东方树叶，从种子到植株，再到采摘、炒青、揉捻、发酵、干燥等工艺，完全被中国所垄断。鸦片战争结束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撬开了一道缝隙，东印度公司决定来中国盗窃茶叶的核心技术。
十九世纪的中国茶园
福琼于1848年6月从伦敦出发，9月份抵达香港，之后转到上海。在上海，他让雇佣的中国仆人帮他剃光了头发，用马鬃编织出一条假辫子，穿上灰色的丝绸大褂，完全伪装成一个清朝人。此后他深入中国内陆地区，采集了大量的茶苗和种子，装在帆布袋和玻璃箱中，通过海运发往英国殖民地印度。
他的首次盗窃并不成功：茶苗在漫长的海运途中枯萎死亡，种子也因为潮湿而腐烂发霉。之后，福琼做了大量的实验，终于探索出了正确的方法：在玻璃柜子里铺满泥土，种上小桑树，把茶种撒在上面，再覆盖上半寸厚的土壤，浇上水，用木板盖紧装箱商船，四个月后，抵达印度的茶种成功发芽。
1851年2月，福琼用探索出的新方法，把在浙江、安徽、福建采集到的茶叶种子装了整整16个巨大的玻璃柜，带上了8名武夷山制茶师傅（每人月薪15美金），以及大批的制茶设备工具，从上海坐帆船前往香港，4天后在香港换乘 “玛丽伍德夫人”号蒸汽船，3月15号抵达了印度加尔各答。
福琼带给印度的，是17,000粒茶种，23,892株小茶树，一个成熟的茶叶种植团队和全套的茶叶制作工艺：这是当时中国最大出口行业的全部核心机密。
此后的事情便众所周知：福琼带去的茶种和植株遍布喜马拉雅山麓，印度制茶行业迅速崛起，阿萨姆、大吉岭、尼尔吉里成为全球著名产茶区。而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却迅速萎缩，到了2016年，中国近7万茶企业出口总额为14.8亿美元，不足全球产业龙头—英国立顿公司销售总额（30多亿美元）的一半。
福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1858年，他又接受了美国专利局的聘请，以每年500磅的高额薪水，前来中国窃取茶种和茶树。福琼于1858年8月抵达中国内地，12月就为他的美国雇主采集了满满两大箱的茶种。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搬运”，为他带来的巨额的财富：他的遗产多达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美元。
这位茶叶盗贼，在英国人眼里是机智、勇毅和传奇的代表。《大不列颠生活》杂志热情地称赞道：“福琼打破了（中国）的茶叶垄断，将喝茶的权利带给富人和穷人！”
在福琼盗窃中国茶叶技术的167年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通用电气主任工程师（Principal Engineer）郑小清，将39个机密文件隐藏在一张“日落”的数码照片里面，发给了自己的私人邮箱，他随后被一直暗中监视他的FBI逮捕。事后，郑小清得到了中美两国媒体的集体嘲讽。
很多事情，毫无疑问都有对和错之分。但一旦翻开历史旧账，你就会发现无处不在的讽刺和轮回。
3. 弯道游戏
2008年，HBO出品的一部叫做《约翰·亚当斯》的美剧，立刻风靡全美。这部只有7集的电视剧以美国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为主线，贯穿了大陆会议和独立战争等重大事件，呈现了美国从1770年-1820年之间的历史，是美国版的《建国大业》，豆瓣评分9.1，IMDB评分8.6。
John Adams，HBO，2008年
1770年~1820年，是Samuel Slater、Thomas Digges、Francis Lowell向美国“转移技术”的阶段，也是汉密尔顿积极鼓吹产业补贴和关税保护的阶段，更是美国从农业国蜕变为工业国的关键阶段。在《约翰·亚当斯》里，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台词，最能反映那时候美国人的所思所想：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作为特使来到法国争取援助。那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六时期，奢靡成风，接待他的法国贵妇人问他：“亚当斯先生，你对歌剧和舞蹈有什么样的研究呢？”亚当斯惭愧的回答：“没有任何研究，因为没有时间。”然后他话锋一转，讲道：
我还要研究政治和兵法，让我的儿子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要钻研航海、贸易和农业，好让他们的后代，有权利研习绘画、诗歌和音乐。
如同哈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一样，一个落后国家的野心，在这段话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全场为他鼓掌。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1775年，正值我国乾隆年间。当美国为国家独立而打的烽火连天时，大洋彼岸的紫禁城里也斗的烽火连天。当然，我国的历史文化终究是博大精深：《约翰·亚当斯》拍了7集，《延禧攻略》拍了70集。
一直等到两百年后，中国才会站到美国的那个位置上，为产业的崛起而殚精竭虑。
历史不会完全相似，但所有的弯道超车游戏，都会遵循同样的逻辑。200年前，英国是领先者，美国是追赶者；200年后，美国是领先者，中国是追赶者。既然都想弯道超车，所有美国人当年曾经做过的，中国人也都会去做。
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审视了一番自家的工业底子：门类尚算齐全，但技术水平低下，光靠自己艰苦奋斗，难以赶上西方国家，而且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下，总设计师同意了“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
在电影《赌圣》里，周星驰对庄家说：“我这样的穷人跟你赌，不是看你要什么，而是看我有什么。”
而百废待兴的中国，要想得到国外的先进技术，拿什么来做交换？像沙特那样可供交换的自然资源？没有。能够支持购买技术的外汇储备？没有。能够迅速赶超先进水平的人才梯队？也没有。冷战格局下站队的战略价值？有一点，拿出来换了一个不长也不短的蜜月期。
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偌大的市场，里面有10亿人口羸弱的消费能力，满怀希望地想借此向西方公司换回一些技术。
至于这个市场换技术最后的效果如何，我们在公号之前的文章《技术换市场：从关山难越，到暗度陈仓》里，都已经讲的很清楚：有成就，但更多是教训，比如商飞领域砍掉自主研发那条腿，汽车领域利益格局复杂导致国产化缓慢。尽管争议很大，但在2000年之前，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
2002年之后，伴随着中国重化工业时代的到来，GDP开始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央财政实力剧增，国家开始选择一些关键和核心的行业，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把信贷、土地、税收、补贴等资源向它们倾斜，而在一些能够行政管控的领域，更是采用一些令外国公司瞠目结舌的雷霆手段。
2008年之后，四个核心的纲领性的文件出台，分别是：2008年的《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意见》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2015年的《中国Z造2025》。
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国会出台的《301调查》中，这四份文件出镜频率最高，大国的制造业野心跃然纸上。当美国人读到这些时，可能会想起自家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写的《制造业报告》，而他们看到千人计划的消息，未必不会想起Thomas Digges。
情况就是如此简单：当你打着左转向灯准备超车，跑在你前面的那辆车，也是这样一路超车超过来的，当他从后视镜看到你闪烁的灯光，是不配合呢？还是不配合呢？还是不配合呢？
4. 短兵相接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万众楼报告厅，两位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将在这里围绕中国的产业政策，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一位是林毅夫，一位是张维迎。
产业政策思辨会，2016年，北京大学
两位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但观点几乎是南辕北辙：一位信奉新结构经济学范式（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认为政府应该搞产业政策；另一位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认为所有产业政策都会失败。他们隔空交锋已久，这次面对面辩论，是这场交锋的高潮。
林毅夫教授观点旗帜鲜明：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如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
张维迎教授针锋相对：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这种纯学术观点的交锋，在中国难能可贵。但令人感慨的是，这场辩论的结果，并不会影响中国产业政策的走向：在举行辩论的三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在产业扶持的路上开足马力。表面“胜出”的林毅夫，其实并不知道，是他的观点有足够说服力而被决策层采纳，还是只是因为领导恰巧跟他一个思路而已。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见顶之后，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转型焦虑。对决策层来讲，尚未耗尽的科技人才红利，是为数不多的新动能，要吃干，要榨净。在这种背景下，产业政策密集出台，政府基金纷纷设立，鼓励创新创业的声音此起彼伏，无数城市开始效仿东莞“腾笼换鸟”，即使当前他们只能找到土鸡。
当一个行业要实现赶超时，对手的反击可能仅停留在企业层面；而十个行业要实现赶超时，对手的反击一定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大家都是弯道超过车的过来人，你的高举高打，对他来说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超车，而那些漫天要价和乱拳挥舞，都是逼迫产业政策让步的筹码。
《精武英雄》里，日本武士问陈真：“这是什么拳？”陈真回答道：“少废话，能打赢你，就是好拳。”
但产业政策这个因素，在这段日子里，一直隐藏在另外四大背锅侠的背后：意识形态，贸易赤字，宣传电影，和清华教授。
意识形态这里就不说了，中国人往往陷入一种无法证伪的一厢情愿之中；贸易赤字只是表象和结果，而宣传电影和清华教授则更是荒唐：吃瓜群众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别人都是比自己智商低的傻瓜，一个连他们都骗不了的事物，会骗到外国人，让他们感到惊惧和害怕。
只有产业政策，才是这场争端的核心。
无论是301调查报告中那洋洋洒洒的那章“China's Unfair Technology Transfer Regime for U.S. Companies”，还是白宫发布的36页的《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话题。
但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在产业政策上，后退的余地并不大：中国需要老龄化全面到来之前，扶持出至少三个类似通信、互联网和高铁这种行业，实现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就这么多，市场化培育对于一向信赖有形之手的决策者来说，太迟太慢太不确定。
因此，这场后进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和超车，演变成了一场避无可避的碰撞。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
5. 尾声
1971年，23岁的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十天时间和30万美金的成本，拍出了他导演生涯里的处女座：一部叫做《飞轮喋血》（Duel）的公路电影。
Duel剧照，1971年
这部40分钟的电影里，简单地讲了一个故事：男主角开着一辆轿车，在公路上遇到一大型卡车，在超了对方一次车后，卡车疯狂地追逐轿车，想置主角于死地。
在电影里，巨大的卡车，在体型和马力上远远超过主角开的轿车，强弱对比悬殊，因此在看这部电影时，观众不免会产生恐惧和无助感。而卡车司机也表现地完全像一个疯子，行为不遵常理，喜怒无常变态。
电影名Duel，直接翻译，就是决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主角在经历了刚开始的恐惧之后，意识到这场“决斗”避无可避，只能硬着头皮靠自己战胜对手。最终，在巧妙的设计下，卡车被主角引诱坠入了悬崖，主角在付出了重大代价（轿车也一起坠入悬崖）后，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电影告诉我们，在一场由超车引发的摩擦事故中，蛮干和硬怼，最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如果弱者被逼到了墙角，他所拥有的选择，也只有这么多。
参考资料：
[1].《茶叶大盗》，萨拉·罗斯，2015年
[2].《绿色黄金：茶叶帝国》，麦克法兰，2016年
[3]. Digges与杰斐逊等人的信件，美国国家档案馆，1788年
[4]. Trade Secrets ：Intellectual piracy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power，Doron S. Ben-Atar, 2004
[5]. Smuggler Nation: How Illicit Trade Made America，Peter Andreas，2014
[6].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Eric Hobsbawm，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