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讯：2019年春节过后，北京罕见地持续下了几场雪。这究竟要给中美贸易战的紧张谈判一个好兆头呢，还是给《流浪地球》引发的热议降降温，让我们更冷静地看待中国要面对的世界？
在国庆70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和《流浪地球》不期而遇，让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工业追赶美国以及面对好莱坞电影的文化自信问题，而且是在中美科技竞争乃至发展道路竞争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命运的哲学问题。究竟是科技主宰文明，还是文明驯服科技？当地球环境遭破坏，究竟是抛弃地球、殖民新的星球，还是带着地球在太空中流浪？地理空间、科技、现代化道路与文明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复杂关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会让人想到施米特，尤其是他关于地理空间与文明秩序的思考。
一
从地理学角度看，“地球”上三分之二以上是海洋，三分之一才是土地，因此应称为“水球”或“洋球”而非“地球”。我们称之为“地球”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味，即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动物，文明诞生于大地。大地原本就是我们生命体验和生存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人才将“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图《理想国》也试图用哲学方式来证明一个古老的腓尼基神话，人类是“大地母亲”所生，原本亲如兄弟，理想城邦就应当如同家庭一样相互关爱、同生共死。
然而，地理大发现恰恰给了人类一种不同于陆地生活的海洋生活体验。正是在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地理空间产生出两种文明图景：海洋—贸易的西方文明与土地—农耕的东方文明。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话说，哥伦布航海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此前的人类历史属于亚洲主导的陆地时代，此后的历史是欧洲主导的海洋时代。
“哥伦布时代”是欧洲人共同推进的，若从罗马—基督教帝国角度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些民族类似于中国的中原诸夏，乃是文明的正统。而不幸的是，在这场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残酷竞争中，处于欧洲文明边缘蛮荒之地的英国成为世界帝国。这就给欧洲思想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全球竞争中西方战胜曾经占优势的东方？西方内部为什么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英国会最终胜出？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钥匙。
面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主流回答是与古典历史彻底决裂的现代思想的兴起，这就是英法所开辟的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和主权宪制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崛起不仅在政治上挑战英法在欧洲的霸权，更在思想上挑战英法的现代化老路。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展开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辩论就在于强调英法开辟的现代化老路所塑造的现代“文明”走向了技术理性主宰的“异化”道路，而德国崛起要开辟的现代化新路，就是要将人从技术异化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文化”所建构的存在世界。在麦金德看来，德国与英法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陆地道路与海洋道路的分歧，最终是由英法和德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空间决定的。
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陆与海洋成为整个欧洲思想家、公共舆论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分野，由此形成了潜在的地理决定论：唯有海洋帝国才能迈向现代商业贸易的现代化道路。于是，整个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展开的地缘政治“大博弈”（the Great Game）被形象地描述为“鲸”与“熊”之间的搏斗。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放弃了俾斯麦长期经营的大陆帝国路线，转向海洋帝国路线，从而引发与大英帝国的必然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也由此展开。
二
施米特深深地卷入到对德国崛起探寻新的现代化道路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在“二战”德国显示出失败迹象时，他已经开始写作《大地的法》。这本著作乃是一曲欧洲文明的挽歌，描写欧洲文明秩序几百年的兴衰。而欧洲文明的兴衰与英国有着直接的关联，为此他又写了《陆地与海洋》的小册子，和《大地的法》一道在反思欧洲文明的衰落。
《大地的法》实际上有与麦金德对话的味道。麦金德秉持一种现实主义政治的立场，将地理、科技、政治、经济和文化统统化约为支配人类活动的“力”。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乃是“力”的竞争，地理就是作为这种“力”的一部分加入到这种竞争中的。
然而，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中借助回答“大英帝国为什么会崛起”来反驳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他看来，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并非在于地理空间的变化，而是法秩序的变化。因为地理大发现已经被有效地纳入到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中，1493年的教皇子午线就是天主教会作为最高权威机构裁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殖民地的领土纠纷，并将全球新发现的土地在两个天主教国家之间进行平分。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殖民帝国正是借助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来排斥后来荷兰和英国对新发现的领土要求。加勒比海盗之所以“非法”就是违反了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
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英国面前：是认可国际法秩序，还是挑战国际法秩序？选择前者就必须要寻求罗马教皇的庇护；选择后者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挑战罗马教皇权威，在精神上挑战天主教所代表的欧洲普适价值。
正是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人决定挑战欧洲天主教主导的国际法秩序及其普适价值观。这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荷兰、英国等这些新兴海洋国家在挑战罗马教皇权威的过程中必然转向支持新教。因此，在施米特眼中，重要的不是地理，而是法权，奠定法秩序需要立法者的政治决断。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根本不是宗教问题，而是领土和法权问题，是天主教与新教争夺全球的立法权。
因此，英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存在天主教普适价值派与新教本土独立派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岁月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谋杀、动乱、战争和断头台成为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最终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决断，使得英国的本土独立派战胜了普适价值派，开辟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之路。而“光荣革命”不过是新教集团成功地打退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辟的可能性。
因此，在施米特看来，英国崛起的根源不在于地理，而在于政治决断和精神力量。德国的汉莎同盟一度垄断北欧海上贸易，德国又是宗教改革的故乡，然而路德宗教是一种充满妥协性的宗教。
在耶稣会士与加尔文分子就空间革命的立法权和话语权展开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时，德国新教阶层竟然与罗马教皇结成政治同盟，变成旧秩序的捍卫者。这个政治决断导致德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成为追随英法的“尾随者”。
不少德国思想家都为此痛心疾首并继而探索德国精英阶层这种保守的政治举动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封建容克地主阶层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
而在施米特看来，路德新教集团的保守性就在于固守封建领土的“小国寡民的狭隘眼界”，而缺乏空间革命带来的海洋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