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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2018-09-11 11:17  来源:铅笔道 本篇文章有字,看完大约需要 分钟的时间

来源:铅笔道

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智能相对论:深挖人工智能这口井,评出咸淡,讲出黑白,道出深浅。

看起来形势大好的杭州,在人工智能的大潮里,似乎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人才回报、城市价值、社会关注乃至文化伦理层面都在失守。当然,杭州依旧会在竞争一线城市的独木桥上越走越远,然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和定位,高歌猛进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与初衷的背道而驰。

自从杭州踏上了争夺一线城市的战场后,那个在评书中安静闲逸的“人间天堂”,已经陷入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喧嚣。随着杭州关于人工智能的企业越来越多,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那些喊着“逃离北上广”的AI人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去处,殊不知,从“北漂”到“杭漂”,不过是从一个残酷的战场奔向了另一个即将残酷的战场。

尴尬的优秀

不得不说,杭州是十分优秀的,据《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在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最多的20个城市中,美国占了9个,中国有4个城市入围。北京以395家居全球第一,杭州“挤开”了广州,与上海、深圳共同进入人工智能企业数全球20强城市之列。但是,杭州的优秀,又有些说不出的尴尬。

1.AI企业众多,但马太效应严重

在科创上,杭州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特色小镇”模式,而这种模式大概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新加坡二者的结合,也就是在政府主导下,本土初创企业与大型集团或跨国公司共同推进科技创新。

在这种模式下,杭州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仅2017年上半年,杭州特色小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9亿元,杭州市市每万人拥有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等指标居全国大中型城市首位。

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图为杭州人工智能企业生态

然而,据智投云的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里,杭州本地的创业融资项目数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在2016年出现了下滑。即使当地政府对科创项目给出了极大的优惠政策以及高容忍度,但杭州还是没能复制特拉维夫“第二硅谷”的成功。

这里不得不提到杭州和特拉维夫的融资情况。要知道,特拉维夫吸引外资的能力十分强大,以色列80%的国际银行、风险投资以及国际律师事务所都位于此地。但是,杭州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政策资金等,存在许多相关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无法积极投入前沿技术研发,导致发展乏力的情况。

此外,杭州的巨头公司比如阿里、蚂蚁金服、网易、海康威视等已经积累了许多技术成果,比如蚂蚁金服生物识别技术小组与Face++合作研发了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机器人“蚂可”,海康威视则拥有大数据、人脸识别、深度学习等核心技术,在MOTChallenge中,曾荣获“计算机视觉多目标跟踪算法”世界第一。

反观其他人工智能企业,除了慧芯金服网络科技、宇泛智能科技、辛顿科技这类新兴技术公司能在人脸识别准确率上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其余人工智能公司都是以点状形式在探索,而如何和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进行有机整合,还没有摸索出有效的商业模式。同样的一项智能技术,有雄厚背景的大公司生根C端,商业模式十分成熟,发展速度和业务深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而初创企业却难以从零开始积累用户,火热的初创背后,是面对C端的力不从心。

2.晋级“湾区”,但不具备湾区气质

位于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曾经创造了高达7855亿美金总GDP(仅次于世界18个国家)的传奇,如果对标中国版湾区,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无疑最具湾区气质。然而,中国版湾区并非一成不变,在2017年中旬,浙江省政府开始释放谋划“环杭州湾大湾区”的信号,而这一信号也很快被上海市政府所接收。

相比珠三角里香港、广州、深圳三强相争的格局,京津冀借力雄安新区调整优化城市布局,以上海和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湾区,因为区域内更高的经济整合程度,成为中国科技界不可忽略的重要区域力量。

参考加州的湾区,一个区域能在科技上取得成功,首先要保证社会的开放度,也就是拥有发达的对外交往网络。在G20之前,杭州一直都是上海的“后花园”,在此之外,杭州虽然走上了台前,开始社交,却也比不上“老大哥”上海,不得不说,上海在长三角的领头地位十分稳固。

今年年初,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对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放度进行了测评。在社会开放度这一项上,杭州排名第八,不仅在四大一线城市之外,还列于天津、重庆和成都之后,得分也在均分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杭州的“湾区气质”还有待提升。

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图为各城市社会开放度得分

成也萧何

杭州是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电子商务中心和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也是互联网电商高度集聚发展的城市,在探索人工智能的路径上,杭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以阿里、网易、海康威视为代表的IT产业巨头纷纷抢占人工智能制高点。2016年4月,杭州市与阿里云共同开创杭州城市大脑概念,同年10月在杭州云栖大会上正式启动建设。2017年底,阿里云ET城市大脑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可以说,在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伊始,阿里云就全方位地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处理以及互联网架构、数据中台、专有云等方面,阿里投入了众多科研力量攻克技术难关,并以技术优势顺利推进项目落地,打造了杭州的“城市大脑”名片。

2.浙江独特的地缘环境孕育了浙商群体,浙商的特性成就了不少企业。“浙商”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景定《建康志》里,据记载,绍兴元年辛亥(1131年)“(叶)梦得奏,京东诸州艰食,桑柘不熟,二浙商贾转贩入京诸州,收息数倍。朝廷方议收复,必将与天下为一家,京东虽见属伪境,然皆吾民也。今从伪之人日夜不忘本朝,而我因其饥寒而遂困之,是弃之也,毋乃重失其心乎?”由此也可见浙商的机敏。

从个人特性来看,浙商承载着越文化品格的基因,有着越文化朴实勇猛的个性、开拓疆域的价值追求以及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性等文化特质,拿风头正盛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来说,作为一枚纯正的杭州人,在其创业发家的轨迹中,我们总能看到杭派的打法。

从组织特性来说,浙商企业往往建立在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依靠血缘宗族纽带而产生社会关系网络,因而具有特殊的信任模式。从企业特性来讲,浙商是当代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的经营者群体,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营业绩。浙江商会更是其立于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3.杭州周边的江浙有着中国最为庞大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对于上海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言,肩扛着的最大责任是,如何对周边城市产生带动作用,通过城市集群将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环境优势放大。

浙江的产业集群有一个特点,即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高度细化,存在着大量的工序型企业和半成品交易市场,其产品生产过程可分拆为几个不同步骤,为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提供可能性。此外,浙江的产业集群是建立在无数个中小企业之上的,具有很强的文化、地理根植性和产业关联性。

温州常州有着无数个小型的加工企业和制造企业,如果将智能硬件这一产业要素集中在江浙地区,那么,依托智能硬件为基础的AI初创企业就会集中在这里发展,阿里巴巴的成功就依赖于江浙一带的企业资源网络。

败也萧何

总的来说,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好成绩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没有什么先天条件会是绝对无害的。

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1.大树底下不生草

谈起杭州,一定离不开阿里巴巴。文章《阿里系创业人“团灭“?淘宝城2.5公里外是创业“坟场”》提到,“杭州,本不是一个合适创业的地方,由于阿里巴巴的一家独大让本地生态圈的多样性存在一定的问题。阿里的既有基因太强,人才的来源过于单一使得创业公司很难跳出这个圈子思考。”

杭州的大公司们包括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已经汇集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要素,都能够进行全产业链覆盖。显然,单体要素的竞争弱于生态要素的竞争,在杭州这些人工智能企业中,不是大鱼吃掉了小鱼,而是游得更快的鱼会吃掉游得慢的鱼。

以阿里健康为例,8月20日,阿里健康宣布,联手东仁堂大药房、海王星辰健康药房、九洲大药房和天天好大药房等连锁药房,在杭州地区提供24小时送药上门服务同时,阿里健康还牵手酒店集团共同保障24小时药品供应,入住酒店的用户可以享受前台提供的代收药代送药服务。此外,阿里健康正在研发的24小时无人售药机也将在9月面市。此前,阿里健康还投资了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注资漱玉平民大药房等。

一连串动作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健康正在医药新零售上加速布局,阿里健康的医药新生态也正在形成,其他小企业想要插入,亦或者是赶上阿里的步伐,实在太难,更遑论建立良性的产业生态了。

2.“低学历”的浙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商帮中的“扛把子”,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比例都比全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水平要高,而浙商的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四级学历都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

从211/985高校分布数量看:北京有26所、上海有10所、杭州仅1所、深圳更是一所都没有,作为传统的高教中心,北京和上海基础雄厚,而杭州和深圳则大量依赖外来高校毕业生。

专家学者们一直认为,在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浙江省,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主要靠的是充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资源的供给,即突出的浙商创业能力和他们的创新精神。这里存在的悖论是: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浙江人,特别是浙商,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商业群体?

最后,研究者们发现,浙商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使他们取得了成功,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

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智能时代,基于个人直感决策效率较高但稳定性较差,在面对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异动情境的时候,因为“小数据”和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影响决策质量。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从这个角度来看,杭州还需要加大培养人才的力度。当然,作为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杭州还是吸引了相当多的外来人才,据猎聘网的大数据报告统计,在201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位居榜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北、上、广、深、杭等地方,最近几年回流成都的人才不断增多,而且,比较成都和杭州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被关注度,我们发现,杭州仅在时尚方面占优势。杭州不仅要奋力追赶北上广深,还面临着被成都迎头赶上的风险。

杭州 AI时代的第一个城市“牺牲品”

图为各城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关注占比图 图片来源:《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3.人文的“陨落”

漫步西湖,你能想象杭州已经成为全国加班最疯狂的城市吗?人们还能闲适地吟诵出“欲把西湖比西子,谈妆浓抹总相宜”吗?

“杭州的城市气质,逐渐消陨了以文人为代表的自由、闲暇,取而代之的,是以码农为典型的激烈的竞争。”这无疑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人文的成果及影响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在人工智能大力推动着自然科学发展、各大城市致力于提高城市的可见竞争力的进程中,人文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滋养,其危机的种子也就逐渐生根了。

人文的危机并非是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诞生,但却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本质性怀疑。在智能时代,人文思维逐渐被科学理性思维所取代,甚至于产生了以AI为信仰的科学宗教。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提出: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质,没有其他意义,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质让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了感情。

在2015~2016年,杭州竞争力全球排名139,2017~2018排名升至第74名。与竞争力相对的,是人们的幸福感。

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0年,杭州持续4年登顶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至2011年,杭州下跌至第四名,2012年时,杭州已经跌出前十。此后,杭州也曾回归前十,但难登榜首。在今年二月新出的2018年排名中,杭州再次跌出前十。

与杭州类似的城市是成都,近年来,各种文化都在成都迸发,同为新一线,成都的“佛系”人文没有遭到科技侵蚀,相反,对那些在一线城市苦苦挣扎的人而言,成都的开放、包容、闲适以及低房价都充满了吸引力;对城市而言,城市治理无需背负一线城市那样大的人口压力,在许多决策上,也有着新一线的活力,给经济提供了内生动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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