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讯：此次调整，将户籍改革推向新的节点，也预示着户籍壁垒即将彻底消亡。
没有流动人口，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
以给户口作为抢人的工具，本身就是在瓦解户口的含金量。
这两天，一份影响未来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趋势的文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份名为《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文件要求，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具体手段是：
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是城区常住人口，它是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依据。按照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万—500万为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超1000万为超大城市。
不同于常住人口的口径，城区常住人口不包含下辖的县，所以总量更小。根据2017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符合特大城市标准的只有武汉、重庆、天津、成都等十个；超大城市则只有北上广深四大一线。
也就是说，这次通知要求的100 万—300万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 万—500万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基本覆盖到了上述十四城之外的绝大部分重点城市。其中300 万—500万的如西安、青岛等；100 万—300万的如贵阳、石家庄。
哪怕是特大和超大城市，按文件要求，同样得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进而降低落户门槛。此次调整，将户籍改革推向新的节点，也预示着户籍壁垒即将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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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次文件出台之前，由二线城市引领的抢人大战，已经变相地破除了户籍的坚冰。如前几天杭州出台政策，大学学历即可落户；另外前面提到的Ⅱ型大城市石家庄，更是将落户限制全部移除，直接“零门槛落户”。
而再往前几个月，《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提到，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这里的个别超大城市，主要便是指北上广深。
当户籍改革的进程推进到二线城市时，可以说在人口应该自由流动这点上，已经没有任何观念障碍了。当然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变成共识的过程并不容易。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那种人口流动会带来管理混乱的担忧，为以户控人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早在封建时代，中国就形成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以此作为征调赋税、劳役和征集兵员的依据。
现阶段户籍制度，则要追溯到1958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极具特色的户籍制度正式成型。
其实建国后到户籍制度确立前这段窗口期，中国虽然工业水平相当低，缺少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产业基础，不过城乡之间的迁移体量并不小。数据显示，1949 年至1953 年间，城镇人口从5765 万上升至7725 万，城市化率达到13.3%。
这段短暂的窗口期很快关闭。此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历经多次局势变动，户籍从单纯的信息登记，慢慢增加了人口管控的功能，再往后则成为福利体系和公共品的分发依据，曾经写入1954年版宪法的“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也被删除。
在彼时的治理思路下，限制人口流动，无疑是一种最节省成本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赶英超美思维下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在城市对农村的剪刀差上，同样决定了农村人口需要被限制流动，这样才能在有限的财力下，维持城市非农业人口的供给和工业的低成本。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陆续引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了配合城市化战略，给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口，户籍制度逐渐松绑。
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僵化的户籍制度撕开了一个口子。此后随着南巡讲等诸多市场导向的改革推进，对人口的管控逐渐放松，像十万人才下海南、下海潮、务工潮等现象级的人口流动，都是在这一时期拉开序幕。
2000年开始，县级市以下的户籍限制逐渐废除；2006年地级市落户放开。与此同时，各省份开始废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成居民户口。
而对于中国的户籍改革来说，另一个关键节点要属2013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去年的发改委文件，将放开放宽落户的对象，拓展为中小城市。这两天下发的新文件，再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到大城市。
对每年春运期间流动人口候鸟式的迁移，今天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站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起点上，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候，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寥寥五六百万，而2018年流动人口达到2.41亿。与户籍改革相伴随的人口大迁徙，可以称得上一部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