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内阁不仅是权力布局，更是未来政策走向的预告片。
美国大选后，市场目光聚焦在特朗普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动向。而在他第二任期内，内阁成员的组成和立场无疑是判断未来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理论上，美国内阁成员的任命，不仅需要特朗普的提名，还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这一步是“成败的关键”。幸运的是，在新一任期中，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所以特朗普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内阁提名和政策议程。
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特朗普迅速进入“全速前进”模式，仅用15天时间就完成了对15个内阁部长职位的提名，并且提名了20多位关键人物。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特朗普新内阁选拔的特点，来解读未来的政策方向。
特朗普政策落地或提速
特朗普2.0内阁的选拔更强调忠诚与信任而非专业性，这一策略将减少内部摩擦，确保政府决策更加高效。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的许多争议决策暴露出内阁成员之间的分歧，尤其在移民、税改、外交和社会问题上。例如，在移民家庭分离政策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汤姆·普莱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尔·尼尔森等人公开表达反对，最终迫使特朗普在2018年6月签署行政命令，停止这一政策。
此外，特朗普与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的关系也较为紧张。据报道，蒂勒森曾在一次私人会议中直言特朗普是“愚蠢的”，而这一言论最终导致他在2018年3月被解职;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科恩，也因与特朗普的政策方向产生分歧而离开了白宫。
为避免第一任期中的内阁纷争重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倾向于选拔忠诚于他的内阁成员，而非单纯依赖他们的专业能力。
他的提名通常来自三类人选：
第一类：曾坚定支持特朗普政策并为其辩护的人。例如，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交通部长提名人肖恩·达菲等，他们在弹劾案和国会山事件中为特朗普辩护并投票支持。
第二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例如，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商务部部长提名人霍华德·卢特尼克、教育部部长提名人琳达·麦克马洪，他们在特朗普的竞选筹款和团队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类：公开为特朗普辩护、批评民主党的知名人物，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达菲和赫格塞斯。
这些提名者凸显了特朗普本届政府的特点：忠诚至上，能力居次，背后也体现了特朗普打破“华盛顿建制”的决心。特朗普视华盛顿建制为充斥官僚作风和利益勾结的“政治沼泽”，他认为商业管理经验能够提高政府效率和执行力，因此他选择具有非传统背景的商界高管和军事人物，以便打破政治游戏。
比如，商务部部长提名人霍华德·卢特尼克，他是金融界的领袖，缺乏政治经验;教育部部长提名人琳达·麦克马洪，曾是摔跤公司CEO，缺少教育领域的背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提名人本·卡森，是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且没有政治经验。
所有这些人都被认为能够帮助特朗普在改革经济政策和推动行业利益时做出快速且果断的决策。
虽然新一届内阁成员大多数没有传统政治背景和经验，但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高度一致，思路更统一，能更顺畅地推动特朗普政策落地。
除此之外，他们大多对华保持强硬立场，这也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定的支持。
中美贸易摩擦或加剧
在特朗普2.0内阁中，明显的“对华鹰派”阵容再次占据重要职务。
例如，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而沃尔兹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两人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并主张将遏制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目标。在《颓废的数十年》一书中，卢比奥指出美国在关键物资(如医疗物资、药品和技术设备)上对中国的依赖，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风险。
此外，特朗普还在2024年11月26日提名贾米森·格里尔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这是一个直接影响中美贸易的关键职位。格里尔曾担任罗伯特·莱特希泽的幕僚长，而莱特希泽以其强硬的对华立场而著称——主导了中美贸易战并推动了对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以及301调查。
格里尔之所以成为继任者，主要是他熟悉莱特希泽的工作风格和政策框架，并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里尔的提名也会加剧市场担忧，因为他的商界背景和全球经济视角使得他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如贸易壁垒和经济制裁，以推动特朗普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
这里补充一点，特朗普为何要主张美国制造业回流?
美国曾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自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产业外包的加剧，许多制造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这一变化使美国在一些领域(如基础消费品生产)失去了足够的制造能力，不得不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以满足市场需求。
特朗普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不公平竞争，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外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加剧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因此他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力求恢复国内生产力、刺激就业和振兴地方经济。
这也是特朗普推行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尽管尚未正式就职，特朗普就于2024年11月25日通过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进一步强化这一战略。
与美国不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根据2023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位居全球首位，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等国)，但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消费市场相对不足。基于此，中国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等消费能力较强的市场。据世贸组织(WTO)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4.2%，其中欧美市场占比约40%。
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美国缺产能、中国缺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和合作，但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这种互补性逐渐受到破坏。外部压力也促使中国加大政策调整，推动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同时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能够将其工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技术输出到沿线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同时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如矿产和能源)形成互补关系。
而且与西方国家依赖“信用本位”和金融杠杆的模式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实物本位”路径，通过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当地自然资源交换，很明显这是一种更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当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基于信用本位的体系)出现疲态时，“实物本位”确实可能展现出与预期不同的效果，并大大增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稳定性。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内阁成员的强硬立场无疑会加深中美之间的关税壁垒。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阵痛，但这也是预期中的局面。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仍可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更多机会，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区域合作方面。
当然，影响A股市场走向的关键因素不仅是中美贸易政策，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
美联储要被“架空”?
通过回顾A股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的表现，我们发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影响A股市场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2017-2020年)，由于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A股整体表现良好，尤其是在2017、2019和2020年。而在拜登执政时期(2021年至今)，美联储连续加息，导致资本成本上升，流动性收紧，A股表现疲软，大部分时间处于下行。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在做出货币政策决策时，通常会权衡经济增长、通胀以及就业等多重因素，以确保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我们此前也分析过，特朗普政府若大幅加征关税，将直接抬高进口商品成本，扰乱全球供应链，减少市场竞争，这些都可能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从而迫使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上升。
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局势或许会迎来一些转机。
相比其他职位，特朗普在选择财政部长人选时经历了反复权衡。最初提名了斯科特·贝森特，随后又考虑了霍华德·卢特尼克(后被提名为商务部长)和凯文·沃什，最终还是回到了贝森特。
2024年11月22日，特朗普提名全球宏观投资公司Key Square Group创始人斯科特·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
这一决定或许更多体现了特朗普对忠诚和政策一致的高度重视。
贝森特曾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投资官，并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期间为其提供了大量经济政策建议，特别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税改和财政政策方面。
贝森特与特朗普在经济理念上高度契合，两者都倾向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尤其是在低增长或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
更为重要的是，贝森特曾提议设立一位“影子美联储主席”，主张新政府应尽早选定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并推动对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改革。
若这一提议得到采纳，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经济政策领域对美联储施加更大的控制力，使其决策过程与政府政策更加一致。这种干预可能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使其不再能够完全依据经济数据和长期目标做出决策，反而需要顾及政府的政治议程。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通过更直接的控制，来确保其经济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巩固“美国优先”的经济理念。特朗普一直主张通过低利率、财政刺激和大规模基建投资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并通过这些措施促进就业和消费。低利率环境下，消费者和企业更倾向于借贷和投资，这对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若特朗普政府真的能够“架空”美联储，或许可以使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常态，这也与他一贯的“美国优先”政策高度契合。届时，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货币政策环境，而这对A股市场而言，利大于弊。
参考资料：
财通证券《亮相：特朗普的“梦之队” ——“特朗普经济学”系列之内阁人选》;
粤开证券《特朗普 2.0：内阁成员思 想图景及对华影响——外交篇》;
平安证券《特朗普选任财长的曲折与影响》;
南华期货《特朗普的明牌与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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